最近去了兩趟旅行，有心栽花與無心插柳之間，剛好與「轉型正義」相關。

先是韓國光州，衝着五一八光州民主化運動這段歷史而去，光州如何以藝術「轉型」，從悲劇重生，另文再續；

過年後到台灣北中南且走且看，「半環島」以探朋友為主，訂機票時沒想起，旅程遇上當地「和平紀念日」公眾假期——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日子，而連繫着這日子的，是李家的一碗魷魚糜（粥）。

歷史的轉型正義

自畢業後，十年荏苒，其間沒踏足台灣，老同學舊朋友如昔親切，招呼吃好料，帶我這遊客四處看看，這些年的變遷，多了不少新建的文化空間，除了傳統的美術館、歌劇院，也有滋養流行文化的「北流」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與高雄海音館。硬件配合政策，不少出色的獨立樂團在台灣崛起，受惠的正是我這類「聽團仔」（獨立音樂的歌迷），但朋友感慨台灣主流音樂欠缺能擔大旗的新人。城市空間進步，文化需要跟上步伐，闡述與追尋歷史的真相亦如是，因此「轉型正義」是台灣近年重要的社會議題，除了拆除「蔣公像」、公車站易名等去蔣化工程，發生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1949年至1991年）前夕的二二八事件（1947年），在各種立場下一再反覆討論。

不會騎機車與單車的我，在南部多以計程車代步，跟司機們閒聊這公眾假期，他們反射地回道：「喔！二二八嘛！」此時反省自己為何對「二二八」這數字不夠敏感，大抵在台留學期間仍是馬英九執政年代，自己當年也沒細細察覺箇中歷史，這於1997年成為法定假日的「和平紀念日」以空泛概念停駐記憶。如今逛二二八紀念館，閱讀相關的文章與著作，從遺屬的口述歷史中，能接觸到較具體、經梳理的史料。對港人而言，這仍有些遙遠的距離感，觀看近期4K修復重新上映、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或是手了解這段歷史的契機。

國共不同解讀「二二八」

然而二二八事件的種種細節，至今仍有爭議。事件始於1947年2月27日，當局人員在台北市查緝私煙時，打傷涉事煙販及致一名平民死亡，激起積怨已久的民眾在翌日罷市、罷課、罷工，衝突蔓延全台，終以軍隊武力鎮壓收場。其間不少台灣的精英、知識分子被捕、遭槍斃或失蹤。作為當時的執政者，國民黨以鎮壓暴亂解畫，當中不少檔案散失，或沒有明文記錄，對現時執政的民進黨而言，縱使「轉型正義」事在必行，但要重啟查核來由也不容易。當年3月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聲援事件，及後稱為「二二八起義」，在2017年二二八事件70周年，國台辦把事件定調為台共及中共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並斥「台獨勢力」藉此挑撥及撕裂台灣族群。從中共的言論可見，台灣的「統派」、「獨派」對事件亦各有論述，當中涉及當時台灣民眾在日殖時期後，對「中國」概念、「中國人」身分認同的詮釋，以及當時台灣共產黨在事件中的角色和影響。除了涉及藍綠政治角力，兩岸關係令事情更為複雜。對遺屬而言，追求真相成了一個家族，傳承幾代人的痛。

團體派粥喚關注

當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作為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的李瑞漢曾在3月初召集會員開會，提出改革建議。及後在1947年3月10日，李瑞漢與其弟李瑞峰及同為律師的林連宗，於其台北家中被4個佩槍的軍官人員「請走」，從此一去不返。當日台北、基隆兩地仍值戒嚴，不便在外添購食材，李瑞漢太太邱己妹靠鄰居送來的3尾乾魷魚，煮粥給客人，但丈夫等人未及吃下這碗魷魚糜，就被請走。自此李家在每年的3月10日都熬魷魚糜，等待李瑞漢回家，即使邱己妹在2008年離世，子孫仍煮一碗粥，等待查明李瑞漢被帶走的原因、下落與真相。

不少二二八遺屬已放棄與這段痛苦記憶糾纏，但李家後人仍堅持着。在訪談片段中，第三代後人憶述，「阿祖 」邱己妹及其父母在解嚴後，才能提及李瑞漢失蹤這件事，幾十年間如何隱藏這痛苦，不禁落淚。這些為數甚多的失蹤事件，歷經時代冲刷，被淡忘之際，有團體在二二八向民眾分發魷魚糜，以味覺令公眾想起李家的悲痛。

縱然，當年李家的味道應是簡單的清粥煲乾魷魚，這次參考及簡化了「共生音樂節」的食譜，加了豉油、冬菇蝦米等調味，一碗台味鹹粥，或是區別港式「廣東粥」的味蕾記憶，細思轉型正義與一段公眾假期以外、名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