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江縱隊「秘救」逾千滯港文化人 日軍下令報到 限期前「蒸發」無人被捕
【明報專訊】八九六四事件，港人為營救內地民運人士策劃的「黃雀行動」名聞遐邇。而在70多年前，在被日軍佔領的香港，一場逆向的營救居港文化界名人的秘密行動，現在卻知者不多。當時的大營救由活躍省港兩地的東江縱隊負責，從香港救出逾千名文化界人士，掩護他們進入內地游擊區。這次大營救，被1949年中共建政後首任文化部長、著名作家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明報記者 李泉
周恩來廖承志安排 歷時3個月
從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內地的抗日戰爭打得十分慘烈，但英國治下的香港仍可偏安一隅，大批內地文化名人來港避戰。到1941年12月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即頒令要在港文化人限期到「大日本報道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中共中央急電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和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廖承志、潘漢年等，要求設法協助旅港文化人士撤離。從1942年1月11日起，在3個多月內，逾千名滯港的文化名人、民主黨派人士及其家眷、國際友人，在東江縱隊護送下從港九各居所神奇「蒸發」，無一人被捕。
走3至4天 從元朗渡河回內地
東江縱隊老戰士蔡松英婆婆的丈夫羅廣志曾經參與了這場「秘密大營救」。她日前向本報憶述了當年的情形。她說，羅廣志曾任香港明新學校校長，香港淪陷後，羅廣志加入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負責元朗地區的游擊工作，秘密大營救中，他負責護送文化人士和他們的家屬，由九龍青山道，經九華徑，過荃灣、大帽山，到元朗黃泥墩楊柏(今楊竹南)的別墅「適廬」，歇過腳就到達深圳河邊界，渡河返回內地東江游擊區。這段路程，現時搭車僅需個多小時，當時卻要走3至4天時間。
偷渡過九龍 喬裝難民避崗哨
由於文化名人當年大多分散隱居在港島各處，營救人員幾經周折，才設法找到所有營救對象，安排他們分批偷渡過海，並護送到九龍佐敦道、花園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1942年1月9日，茅盾、葉以群、戈寶權等文化人在駱克道換上老百姓的便裝，打扮成「難民」模樣，避開日軍崗哨，至黃昏抵達銅鑼灣避風塘，登上營救人員準備好的一艘大駁船。鄒韜奮、胡繩、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後由交通員帶到這裏。次日凌晨，他們分別上了3艘小艇，乘日軍換崗之機疾駛渡海，進入九龍市區，再沿西線入青山道，翻山穿谷，渡過深圳河，於1月13日順利抵達寶安羊台山抗日根據地，即白石龍村。
獲救者暫居寶安白石龍村
獲救的文化人獲暫時安頓在白石龍村，其中短的逗留10多天，長的則住了個多月。驚心動魄的營救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茅盾、著名翻譯家戈寶權、國民黨革委會(民革)創始人之一柳亞子和後來任中國外長的喬冠華等人都多次撰文寫詩，回憶並紀念這次營救以及在白石龍村的日子。
白石龍村當時僅有百多戶人家，卻有「小延安」之稱，是東江縱隊羊台山根據地的中心。今天，這裏早已變成了高樓林立的繁華工業區。但當年數百名文化名人居住並生活過的舊址還是被保留下來，開設了「大營救紀念館」。在紀念館一角，復原了包括兵工廠、草寮招待所及丫髻山後方醫務所等部分遺址。館內一塊巨石上，鐫刻着曾任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題寫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12個大字。鄒家華1942年時是隨父親、著名記者鄒韜奮一同獲救的。館內還有一座白色老磚瓦房，原先是天主教堂，抗戰時期，教堂的神父和修女逃走了，游擊隊便用來作被救文化名人棲身之處。
復原保留部分兵工廠草寮招待所遺址
據熟悉白石龍村歷史的民治白石龍股份合作公司董事楊建輝表示，白石龍村三面環山，只有一條小路通出去，直到1970年代都是這樣，後來打通了梅林關，交通才告方便。由於地形隱蔽，一旦發現日本兵，亦可隨時從後山轉移，翻過山走路約3個多小時，就到現在深圳福田區的上下梅林 ，因此被東江縱東選中作為重要基地。
楊建輝表示，白石龍村有不少人參加了東江縱隊，其中村民劉明洲後來還擔任了廣東省公安廳長，但在「文革」期間遭迫害。而部分文化名人藏匿在白石龍村期間，也曾住到劉明洲家中，他說，「劉家因是華僑之家，賺到錢在家建大屋，有羅馬柱，可說是村內首富。另外傷員則被送到村內的一個教堂內養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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