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二戰爆發75周年。兩場大戰的血腥殺戮漸成遠去的歷史場景，但戰爭離世人依然很近，從中東到歐洲，多個熱點地區的火藥桶已經點燃，引發會否出現「三戰」的議論。今年也是冷戰結束25周年，全球回到百年前動盪或許仍屬難以想像之事，但確有回到25年前的對抗時代之勢，經濟全球化未能阻止衝突，國際政經秩序面臨改寫，民主等現代核心價值亦受嚴峻挑戰。處此多變之秋，明報國際版與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合作，推出「10個詞彙看世界」系列報道，帶讀者了解影響大至衝擊國際關係格局、小至改變生活習慣的熱點議題，今明兩天先探討「邊界」。明報國際組
全球化催生了「無疆界世界」構想，但環球邊界爭議今年卻趨激烈。以色列與巴人武裝組織哈馬斯重啟戰端，肆虐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極端組織ISIS要挑戰西方一戰後制定的邊界，建立「伊斯蘭國」；烏克蘭克里米亞「脫烏入俄」，東部亦鬧分離；中國跟日本、越南與菲律賓在東海與南海的主權爭議亦升溫。面對風雲變色的邊界爭議，本報訪問了3位專研邊界問題的國際知名學者，嘗試追本溯源，探討應對之途。
一般人想到邊界，腦內總浮現起鐵絲網、圍牆及關卡，但在學者眼中，邊界的意義寬闊得多，並非一條簡單劃在土地上的界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系教授艾格紐(John Agnew)解釋：「邊界問題涉及的研究包括民族主義、政治組織(以及民主的可能性)、軍事化以及世界經濟模式的改變。換言之，那是一面可以聚焦這些問題的鏡片。吸引我的不是鐵絲網及圍牆意義下的邊界，而是更廣泛意義下透顯世界的意義。」
跨過邊界，經濟、法律以至政治都截然不同，邊界為一國政府統治權定下範圍，也是民族認同建構不可或缺的一環。著有多本討論邊界著作的英國愛丁堡大學榮休教授安德森指出，17世紀前清晰劃分的邊界少之又少，但隨着國家性質之改變及領土主權的興起，政治中央集權及司法系統日趨成熟，商業活動都促使邊界愈見重要。
歷史上邊界幾經改變，但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國際邊界大致穩定。安德森說：「武力往往是最能成功改變邊界的做法。」他稱，一戰後，武力改變邊界原則上不可接受；二戰後基於種種理由，更變得不切實際；冷戰結束後，「民族自決」成為改變邊界的可接受理由，但「除非實際控制的主權國同意，否則難以實行」。
武力最易改造世界
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邊界改變多由種族衝突及內戰造成，例如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及2011年蘇丹分裂。ISIS在敘利亞內戰中冒起，則令中東近百年的國界面臨重大衝擊。溯本追源，非洲和中東邊界大部分是西方列強爭霸的產物，不少論者批評這些劃界沒有考慮實際環境及人口分佈，埋下戰亂導火線，遺禍人間。
伊拉克當前亂局，便令論者關注分佈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與敘利亞四國的庫爾德族會否合而為一，實現立國夢。艾格紐指出，重劃邊界肯定會令庫族人受惠，但幾可肯定的是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國不會同意。他說：「中東及非洲目前的邊界可能並不合理，但我不肯定重劃會否改善。」以色列內蓋夫本—古里安大學教授、《地緣政治》期刊主編紐曼則指出，改動邊界是敏感事情，很多國家擔心類似情况會在自己身上發生。
民族情緒礙理性解爭議
邊界領土牽動民族情緒，是有關爭議難以解決的一大癥結。俄羅斯今年初以保護烏克蘭俄裔人為名吞併克里米亞，便反映這點。艾格紐稱，政客提倡保護邊界另一邊的「同胞」，往往能煽動民眾情緒，令訴諸理性法律也不可能。這種情緒往往為別有用心的政客利用。相比之下，不涉及國民的邊界爭議反而容易控制，因為資源可以共享、管理權也可以均分。艾格紐認為，幾乎沒有人居住的中印邊境，以及中國跟鄰國在南海及東海的海洋邊界爭議，便遠較以巴及烏克蘭爭議易受控，相信各國最終會同意分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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