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溫哥華西區的一條街道Paton St.被揭發與過往涉入綁架、禁錮、毆打華裔家僕的種族主義事件有關；市議會不排除更改名稱。
改名的發動者也指出，為這條街道冠名的政治人物，與其他人合力，推動溫市的住宅用地設立嚴格限制，將華人等亞裔種族與白人隔離開，其流毒延續至今，間接激化今天溫哥華樓市危機。
溫哥華西區又短又窄的Paton St.大概在60年前，以本地報業大亨以及政治家帕頓(James Alexander Paton)的姓氏冠名。但華裔的黃忠堅與歐裔的史密斯(Stuart Smith)都認為，應該將街名更改。他們兩人與其他志同道合者組成Abundant Housing Vancouver，爭取更改土地用途，釋放出更多土地供應，舒緩目前樓房供應的短缺。為了研究溫市住宅用地，為什麼會設下諸多限制，史密斯到圖書館翻查舊文檔，查閱膠卷，竟然意外發現帕頓一段塵封歷史。
溫哥華還未合併成一個城市之前，帕頓曾經是奎角(Point Grey)市的市長。其後又擔任過保守黨的省議員。並擁有當地報紙Point Grey Gazette。
1924年的夏天，桑拿斯(Shaughnessy)區一棟大宅突然傳出槍聲。22歲的女僕Janet Smith被華裔傭工Wong Foon Sing發現，倒斃在大宅的地庫中。子彈從右眼之上射入頭顱，死者身旁有槍械。
槍械的主人，也是房屋的主人Richard Baker，事發時度假在外。屋內只有Smith以及Wong兩人。法醫官最初未有找到犯罪的痕跡。但在公眾的眼中，華裔家僕Wong Foon Sing一定涉入案中。
首先是兩名白人將Wong押解到喜士定街(Hastings St.)的帝國大廈(Empire Building)，將Wong痛毆，迫Wong說出「兇案」的內情。Wong沒有更改說法。最後只得把他釋放。
第二次綁架，則由一批身穿三K黨袍裝的白人男子將Wong從桑納斯大宅的門前架走，禁錮在一個地牢之中。綁架者不斷毆打Wong，迫他招供。期間更裝作要以棍棒把他的頭顱打破。又以槍口頂着他的頭顱。迫他供出兇手。
但Wong堅持說不知情。他被禁錮毆打了六個星期後終於被釋放，但他傷勢嚴重，以至他其中一邊耳朵喪失聽力，眼睛視力也變得模糊。
但在1925年，有人發現證據，顯示當時有帕頓擔任主席的灰角警務委員會(police commission)在背後策劃Wong的綁架禁錮。其後有連串的灰角官員因為涉入綁架禁錮而被檢控。
根據挖掘出來的文件，當時警政委員會曾經付出1250元的金錢，作為秘密作業的經費。有多名官員因為涉入其中而被檢控。
帕頓最後因為被指策劃了Wong的綁架，差點要出庭受審。但審訊開始前，律政廳突然中止檢控。律政廳的解釋是，不應該浪費金錢，檢控社會上受到尊重的人。
帕頓不僅沒有因為該案而名聲受損，反而撈取到不少政治本錢，其後在政壇上一次有一次的發表言論或是推動政策，針對華裔與其他亞裔。
也許有人會問，溫哥華的族裔關係在這一個世紀以來，已經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為什麼仍然要翻這些陳年舊賬？
但史密斯指出，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個半世紀之後，在Charlottesville依舊引發族裔問題衝突。史密斯與黃忠堅都認為，雖然只是一條街道的名稱，卻不能不等閒視之。
推城市規劃分隔白人東方人
況且兩人的研究也發現，當年帕頓與其他人聯手推動的城市規劃政策，在一個世紀之後，卻間接激化目前的住房危機。
他們引用卑詩大學城市規劃學者John Bottomley對於1900年至19450年溫哥華城市規劃的一項研究指出，帕頓與其他人當年所推行的一套城市規劃，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將「東方人」(Orientals)與白人分隔開。
根據溫哥華市1930年代的城市規劃，柏文(apartment)用地並不屬於住宅(Residential)用地。
而所謂的「住宅用地」卻附設有種種限制，只適宜於建設容納一個家庭的獨立屋。也就是家境寬裕的白人家庭居住，其他種族的人被隔離在所謂的柏文區域。
該政策的負面影響延續至今，雖然面對房屋嚴重短缺，溫哥華大量土地只能興建獨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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