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人力資本科技創新 問題不因疫情淡化消解
丁學良也說，雖然他對現時內地的經濟復蘇之勢感到樂觀，但「這只是起點對了」，延伸下去「還遠遠不夠」。他不避諱地指出，對於中國經濟而言，有些問題是因疫情而惡化，還有些問題非因疫情而產生，且這些問題不會因疫情的淡化而得到消解。丁表示，「在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所依賴的3個領域『人力資源』、『資本資源』和『科技創新資源』當中，中國如今都顯現出相應的結構性問題」，在外部環境近年異變的催化下，這些因素或對內地經濟長遠走勢影響深遠。
就「人力資源」牽涉問題，丁學良指出，大量廉價勞動力提供的不可持續性，自疫情前就已在內地引發各階層憂慮。在他看來，這種曾為中國經濟指數貢獻良多的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如今滲透到社會各方面，「不可能永遠指望它下去」。中國人口自去年出現逾60年來首度負增長、內地社會老齡化趨勢近年持續加重、不少地方養老金財政成本按年加劇，這些問題都令到此結構性障礙持續掣肘經濟的增長。
對於「資本資源」潛藏問題，丁學良說，具體所指，即是國家經濟資源的投資效益「如今愈來愈低了」。在他看來，過往一遇到嚴重經濟風暴、蕭條或是危機，繼而國內或國際面臨大面積經濟衝擊時，中央政府總慣用承襲社會主義思維的策略「不斷增加對基建等固定資產投資」，來予以應對。「這種經濟思路是中央認為最有決定性的一招，但其實這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有嚴重誤解。」
丁學良認為，當局把GDP的大比重資金用於硬件投資，大舉興建道路、橋樑、機場、水庫、摩天大樓等設施，甚至廣泛翻新城市，長此以往「不能總是不考慮它的回報」。丁引用數據指，1980至2008年期間，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佔GDP比例從25%上升至43%，次年猛升到47%；2009至2015年期間，全國投資佔GDP比例一直維持在45%至47%之間。而2000至2015年期間，GDP年增長率卻下滑約2個百分點，即「投進去的愈多，回收愈少」。
「基礎建設的投資，你也要對照平均市場回報率來作效益評估」，丁學良認為，當局應以此原則作準擇優投資，而「不能總是盯在這個領域(基建)上」。他指出，中國基礎設施硬件投資的回報率歷年遞減，造成至少兩大後果：其一是政府背下大量債務、資金無法回籠；其二是造成大量投資建成之所謂「設施」，因供多於需而空置舊化。此兩者最終導致了全社會範圍內稀有資源被低效使用以至白白浪費。丁指出，由於民營企業投資行為更看重回報率，若欲優化上述議題，可考慮讓資金更多地流入民營企業。
丁學良說，內地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直到本世紀初幾年，全要素生產率趨勢一直呈增長態勢，具體表現便是那個年代，投入等量人力資金，產出總值能長期維持上升勢頭，這背後得益於「技術在更新」的助推。惟近年來，這一趨勢愈趨式微，整體國際形勢環境對中國愈發不利，全球技術最發達經濟體與內地之間的高科技互助渠道愈發受限制，這在特朗普主政美國時代和新冠疫情的3年間格外顯著，繼而導致諸如技術等全要素生產率的組成要素，其比重不斷下降，在經濟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愈發衰減。
丁學良指出，以美國為首，目前包括歐洲、日本甚至台灣等地，都正將自己最先進的科技以至研究成果，逐步對大陸關上大門，「這是我特別擔憂的一點」。丁說自己近年參加一些以深圳、珠三角為基地的「中國最重要科技公司」的非正式研討會時，最常聽到企業高層談及話題，都是對此問題「憂心忡忡」。「公開場合下，你聽不到這些」，丁說，而且「這個問題在未來至少10年內，恐怕都不會有所好轉」。
丁學良以當下火爆的超人工智能程式ChatGPT作例，指內地需自我檢視，「為何這些奇蹟總是能在美國誕生，而不是在我們這裏？」此般差異背後，皆因為「美國提供給了最優秀科技人才以最大的空間」，「行政對自下而上的開創性互動不會設限制」，這種環境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擬的」，他提高音調、比劃着手勢對記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