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投資至美以外地區降風險
像往常一樣，我們需要退一步，從更宏觀的視角來審視當前市場局勢。近年來，我們多次談及環球投資體系正經歷重大轉變。自1990年代以來政治共識一直主導西方政策，投資體系這一轉變源自於對該共識的背離——也就是強調財政紀律，搭配寬鬆貨幣政策與高度全球化的經濟結構。
然而，這種模式對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民眾而言並不奏效，尤其是在2010年代，當時利率降至零甚至為負，工資增長卻停滯不前。因此，近年來我們見證了一種新興的民粹主義政治共識逐漸成形，重點轉向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保護主義及反移民立場。乍看之下，這些似乎是接連不斷的混亂事件，但實際上，它們是政治共識發生深層變革的明確徵兆。儘管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關稅」的定義存在爭議，但他對國際貿易的立場多年來始終如一。或許我們不認同他的框架思維與理念，但不得不說，他的政策方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特朗普的公開言論顯示，未來的美國關稅或高於市場預期。雖然最終的談判結果仍待觀察，但接下來全球其他國家的回應將至關重要。面對美方壓力，被列入關稅清單的國家必須做出選擇——是以牙還牙、將貿易衝突升級，還是選擇減少與美國的貿易逆差。對市場而言，這一過程耗時多久同樣重要。畢竟，投資市場最難應對的並非壞消息，而是不確定。壞消息可以被定價，但不確定則會加劇波動。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框架已逐漸具體化。例如，徵收50%稅率的關稅原則，為談判提供了明確起點。我們正從不可知的風險，逐步轉向可分析、可管理的風險。
除了貿易談判外，投資市場也將受到各國政府與央行應對經濟放緩措施的影響。特朗普政府仍致力於推動減稅，而德國近期也放寬了「債務煞車」機制，中國領導層也正在考慮推出更多措施以刺激內需與消費市場。然而，貨幣政策上的分歧可能更為顯著。對歐洲而言，關稅往往帶來通縮壓力，因此我們預期歐洲央行將加其快減息步伐。相對地，美國的情况更為複雜，因為關稅導致的進口價格上升可能在短期內推升通脹，使聯儲局在調整利率時更為謹慎。總體而言，我們預期各國將透過更多再通膨政策，來應對關稅所帶來的經濟衝擊，這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潛在風險。
從中期角度來看，我們仍需保持審慎。寬鬆貨幣政策最終受限於其對通脹與債務水準的影響，以及債券持有人對這些風險的容忍度。如果市場認為債務水準難以為繼，或對政策制定者在財政紀律與控制通脹方面的承諾產生懷疑，債券殖利率可能會上升。近期美國國債市場雖出現波動，但我們目前認為這一風險仍屬溫和。各國央行的獨立性依然健全，而對經濟增長的擔憂也在壓抑殖利率的上行空間。不過，我們將持續關注通脹預期的定價變化，以及債券與股票之間的相關性走勢。
如前所述，「美國例外論」(US exceptionalism)來自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以及其在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使其能夠維持較高的政府支出水準。然而，破壞國際貿易體系的行為，恐已對這一優勢構成威脅。此外，標普500指數極度集中於少數科技巨頭，使投資者面臨過度集中的個股風險，近期的深度求索(DeepSeek) 事件便是明證。鑑於我們預期特朗普的政策將引發歐洲與中國政府的強烈反應，並可能對市場產生更大衝擊，我們已持續將股票投資配置分散至美國以外的地區，以降低整體投資風險。
Johanna Kyrklund
施羅德投資集團首席投資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