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雖然總令人聯想到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但奧斯卡得獎電影《一百萬零一夜》既刻劃出印度最大城市孟買的貧民窟孩子艱難生活，更提供了理解超大城市發展的另一切入點。專家指出，搭建簡陋、衛生惡劣的貧民窟常見於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並非巧合，而是「假城市化」現象間接造成。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講座教授葉嘉安向本報指出，雖然人口流動是超大城市崛起的關鍵，但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流動有所差別：以英國為例，工業革命初期見證農村人口遷往城市，但當時人口流動的原因在於城市興辦工業，有工作職位吸引農村人口搬入。英國近數十年經濟轉型至服務業及金融業，人口流動亦有類似「拉動效應」(pull effect)，只是變成吸引小城市人口搬往大城市。
農民湧入 城市乏職位吸納
發展中國家則是另一個故事。葉嘉安引述其老師、著名城市地理學專家麥吉(Terry McGee)提出的「假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理論，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特大城市出現涉及「推動效應」(push effect)的人口流動，農村人口因太窮困而湧往城市謀生，但城市對新人口根本沒有需求，無法為其提供工作和住宿機會。這些流動人口只好在城市外圍興建貧民窟，從事小販等非正式經濟活動。
換言之，在這些城市縱有人口增長，亦非真正的城市化。
葉嘉安形容，中國在城市化另闢蹊徑，早於1950年代已有戶籍制度。加上改革開放後社會學家費孝通等提倡「離土不離鄉」及政府首創國家級的城市政策，積極發展中小城市，成功限制農村人口過分湧向大城市，似乎成功避開「假城市化」的怪圈。
「中國城中村亦屬貧民窟」
不過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地理學者陳金永指出，中國的「城中村」(城市擴張過程中將周邊農村直接納入版圖而未有拆卸，被高樓大廈包圍)與上述的貧民窟性質非常相似，只是「形態可能有些不同」。
他形容，在城鄉二元制度下，城市的貧民幾乎都是來自其他農村，來到城市後租住在城中村的平房，全國2億流動人口中近1/3是租客，相信大部分都是住在城中村。
對比之下，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不一定是平房，有不少是像香港的高層「劏房」舊樓，住的往往是長期城市居民甚至業主本人，「有人說，中國沒有大規模的貧民窟，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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