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位守天險，早於戰前已是大英帝國遠東要塞，它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船艦從印度洋而來轉折北上中國日本台灣南韓，必須經過它面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第二天的十二月八日出兵轟炸駐在新加坡的英軍戰機。日本戰略盤算是這樣的：拿下如今稱為馬來西亞的馬來亞，之後南取新加坡，以此對當時稱作荷屬東印度的印尼發動進攻。日本侵略大計目標是四個英文字母ABCD，A是America(美國)，B是Britain(英國)，C是China(中國)，D是Dutch(荷蘭)。進攻資源充沛的東印度是打擊荷蘭，新加坡是英國橋頭堡，倫敦當然看穿日本圖謀，派出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為主的艦隊東來保駕護航，結果慘於十二月十日被越南起飛的八十六架日本轟炸機擊沉，元氣大傷。
星緊扼馬六甲天險
時至今日，馬六甲海峽戰略地位隨着美國「重返亞洲」更形吃重。馬六甲海峽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共管，其他國家貨船軍艦通過皆需三國首肯。冷戰結束，美軍撤出菲律賓克拉克及蘇比克灣兩大基地，昔日在越南金蘭灣的基地亦在一九七五年後喪失，唯一落腳點便是以補給港形態存在的新加坡，獅城舉足輕重由此可見。近年中美犄角對抗之勢明顯，中共策略因而調整，在馬六甲海峽之外開闢另一條南下印度洋生命線，即如二次大戰建設滇緬公路；由雲南經緬甸出海，以免一旦馬六甲海峽封鎖，遠道中東而來的石油補給線遭到搯斷。因此，守着馬六甲海峽咽喉，日本中國南韓就等於給人揑着喉嚨，新加坡的戰略叫價大增。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年輕人來說，七十年前的歷史等於上古史，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不脫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的遺產(legacy)——美俄對抗，俄中結盟，日中對抗，改了的只是國家名稱，大模樣未見根本變化，新加坡地緣政治角色無改，美國要爭取新加坡，中共也要爭取新加坡，五十年代至今一概如此。美國當年以圍堵對付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主義勢力，一九六七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熱火朝天、中南半島的越戰打得方酣，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簽署《曼谷宣言》組成東南亞國家聯盟。五國當時與美國關係密切，儘管五國間有齟齬，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關係人所共知，回教大國印尼對新加坡亦有看法，然而東盟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共，這一點各國不存異議，美國在東盟帷幔後的身影呼之欲出。
東南亞的美國身影
新加坡受到美國重視在於其地緣價值，亦由於此，新加坡軍力在東南亞遙遙領先，東亞只有三國裝備美軍頂級F15戰機，一是朝鮮半島的南韓，一是美國忠實盟友日本，另一是新加坡。美國的軍火外交用得出神入化，以色列縱然如何桀驁不羈，但主要軍備皆來自美國，難以搞出花樣；東盟原創五國也是美國軍火買家，無法不落入美國的西太平洋大計，美國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唯有美國，始能免於共產主義」。
然而一如銀幣的兩面，唯有因着反共的共同本質，更由於美國東亞大棋盤戰略，區內遂出現意識形態極端反共的專制以至獨裁政制。易言之，強人之所以出現，不能不說是因為背後是另一個更大的強人。
當然，李光耀的強人比起馬可斯的強人，其持續性來得久遠，獨立程度比菲律賓的大得多。除了是新加坡地緣位置比菲律賓更重要帶來的操作空間，獅城的管治藝術遠勝菲律賓。李光耀鐵腕治政壓制異見，加以英式精英管理，建構成獨特的新加坡模式，以國家存亡的危機感壓制社會異見思潮，同一時間賦於相對自由空間，形成低度民主、中度自由、高度經濟發展的三層結構。過世已七年的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是新權威主義濫觴，指出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會出現脫序失控，若無法通過政治及制度現代化配合，結果可能是爆發暴力。亨廷頓這套理念廣受注目，八十年代他成為南非國師，稱通過國家機器的壓制，有助令現代化過程有效。亨廷頓的學說被美國自由派學者批得體無完膚，卻被目為七八十年代中小國家走向專制的練習本。某程度在新加坡南韓台灣身上，可以看到類似表徵。
新權威主義練習本
相對腐敗不堪的馬可斯政權或是偏安江左的台灣蔣家小朝廷，新加坡走的是另一條比馬可斯更多法治、比蔣經國更精英的治政之路。有一種說法稱，這是李光耀的劍橋大學法學院教育成果，也有說是儒家文化之故，不過人們更相信這是長期危機感萌生下保存政體的平衡術——經濟起飛但必須服膺於國家安全——企圖以此說明民主自由與經濟富強兩者之間的孰輕孰重。
對於危機感，李光耀從未隱瞞，新加坡獨立後與馬來西亞關係平平，雖未爆發衝突，但連食水資源都匱乏的新加坡民生受制於馬來西亞是不爭之事，李光耀曾在一次講話談到，If, for instance, you put in a Malay officer who's very religious and who has family ties in Malaysia in charge of a machine gun unit, that's a very tricky business.(如果，舉例說，你把一個非常信奉宗教、他的家人與馬來西亞有關連的馬來人軍官放到機槍班當主管，那是一樁非常複雜的事)，勾勒出來是危機就在身邊，卻道是如此危機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
這正是李光耀的強人政治特質，他不會規避無法避免的困局，以正面態度面對並試圖以他的方法解決，對國內異見施以壓制時不抗拒經濟上的自由，安內與經濟發展並行，六四鎮壓之後的中共亦大概如此走向，不同的是新加坡早走了二十多年。然而內政的管制不等於外交上的無為，李光耀的外交務實圓潤，自由游移於中共與台灣之間，更獲得中台同視為老朋友。一九七六年李光耀首次訪華會見毛澤東，其時新加坡與台灣仍有官式外交關係，新加坡陸軍更在台灣訓練至今。
當東盟五個始創成員國中的四個先後與北京建交，新加坡是最後一國這樣做，這無損中共對這個城巿國家的信任，建交之後三年的一九九三年，中共與台灣內戰結束後的首次會談汪辜會面便是在新加坡舉行，被認為海峽兩岸至今談得最好的對話。在大國之間取態中道，正是蕞爾小島得以生存的另一主因，「兩大之間難為小」沒有發生在新加坡身上。
務實圓潤的外交手腕
李光耀與新加坡是二而一的關係，亦唯獨在他治下催生新加坡模式的專制資本主義，這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主義大同小異。毋庸置疑，這是冷戰孕育的政體形態，美蘇對抗導致某些國家或地區以意識形態為先奉行專制政治，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儘管不少國家亟欲效法新加坡的管治，企圖權力與經濟兼得，往往以爛尾收場，變成走到極端的專政獨裁或半死不活的弱勢經濟。這不在於體制的分別，而在於領導人的魅力、視野與能力，李光耀與狄托都入於同具三者的此類。有說，晚年的李光耀最想接任他總理之位的是現今總統陳慶炎，李光耀鍾愛陳甚至說陳是「新加坡最聰明的人」，另一個說法是李光耀獨喜陳的內歛低調，可是陳就是無緣總理府，這或許是李光耀的一個遺憾。
新權威主義式的強人政治是特定時空下的歷史產物，也是一些國家在兩大意識形態之下的第三條路。然而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狄托蔣經國墓木早拱，強人無法複製也無法繼承；相對於此，唯有更大的民主自由，更廣袤的民間社會，更多參與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始能推動國家向前。不過，當人們回首近代發展之路，強人式政治家確曾扮演主要角色，出身草民、政治魅力、行事強悍皆皆在身，那是歷史書卷不可或缺的草莽章節。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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