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上周去世後，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賴斯-安德森除了指摘中國要負上重大責任外，也批評國際社會沉默，引起西方輿論反思。有學者向本報稱，西方棄打「人權牌」一大原因是中國國力轉強，西方傾向追求短期的經濟和政治合作利益。有長期觀察環球人權狀況的人權組織則認為，西方在人權事務上的沉默更是整體趨勢，背後涉及西方影響力下降及道德高地不再的現實。
明報記者 周宏量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賴斯-安德森(Berit Reiss-Andersen)在悼念聲明批評，國際社會本來可以為劉曉波做得更多，但最初只是「沉默和遲疑回應」，令人質疑「自由世界的代表」不太願意為民主和人權挺身而出。《紐約時報》著名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f)撰文批評，劉曉波之死不但體現出中國的壓迫，亦突顯「西方領袖的懦弱」。
原本在囚的劉曉波上月底突傳出肝癌末期保外就醫，美國和德國直至不足兩周前才派出醫生協助搶救，德國總理默克爾本月10日才開腔促北京按劉的意願讓他出國接受治療。美國總統特朗普則直到他在上周四(13日)死後，才有簡短聲明，表示「非常傷心」，並讚揚他奉獻一生於追求民主和自由，然而同日較早前，他訪法期間在記者會上隻字未提劉曉波，反而大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我的朋友」和「偉大領袖」。在月初G20峰會期間，他與習會面時同樣不曾公開提及劉的處境。
特朗普默克爾反應未算積極
特朗普政府一向被外界批評不甚重視人權，國務卿蒂勒森5月在國務院內部講話更明言，近屆政府有時會為價值觀犧牲國家利益，掀起「人權外交」面臨告終的爭議。不過人權監察中國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質疑，即使在特朗普上台前，世界各國也不見得有為中國公民社會出頭，作長期而有力的外交干預。
以劉曉波為例，奧巴馬政府亦未有發聲。比劉早一年獲和平獎的上任總統奧巴馬曾承認對方比自己遠更配得上這榮譽，然而其政府枱面上未見有向北京施加壓力，奧巴馬去年更動用否決權，阻止國會將中國大使館地址易名為「劉曉波廣場1號」，聲言此舉反而無助鼓勵北京尊重人權和釋放政治犯。
西方影響力降 反恐監控其身不正
本身是中國問題專家的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學系系主任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向本報稱，同意賴斯-安德森的說法，但指推動中國轉變成民主和平的強國，對西方而言不止是道德責任，也是長期利益所在。他質疑西方並未意識到這點，隨着中國愈見強大，反而只會「繼續追求短期利益和目標」，即迴避人權議題，專心與現時中國政權打好經濟和政治關係。他估計，除非類似六四事件之類的大事件發生，西方在人權問題上難見改轅易轍。
除此以外，這也跟西方自身問題有關。時任人權監察倫敦辦公室主任波蒂厄斯(Tom Porteous)在2011年批評西方對中國非洲等地侵犯人權事件不聞不問，當中固然涉及利益考量，但他指出，西方棄打「人權牌」更是整體趨勢，指當前的多極世界局面，令西方民主政府的影響力下降，而且歐美在千禧年後也有些嚴重的違反人權問題——例如是各種反恐措施，令其推廣人權的正當性和信心也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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