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核災紀念，在日本幾乎已成為和「8．15」戰敗日同樣重要的日子。2011年3月發生的核泄漏危機，被視為戰後日本面對的最重大危機。在城市，那些日常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奢侈的享受。7年過去了，日本電視台如今播放着無關痛癢的防災食物試吃，或者慨嘆東北受災地區的人口減少。然而，媒體似乎忘記了對災難原因的根本討論。日本社會到底有沒有從這場大災難中汲取教訓？
逃避責任的日式組織文化
時間回到2011年3月16日，當時日本自衛隊決定對核電站灑水降溫。數年前，日本記者發現，當時的決定與其說是為了救災，倒不如說是和日美關係有關。據調查，當時美國政府和東京出現協調困難，美方極度不滿日方無法第一時間通報災情。為了向美國交代日本正在盡力，日方決定派自衛隊灑水作戰，但灑水到底具體成效如何，不得而知。
這種表態式的決策思維，令筆者想起了二戰時的日本海軍。日本社會心理學者中山治認為，日本式的組織擅長共享感性的情緒，不精於冷靜的戰略規劃。2011年8月，日本放送協會(NHK)電視台曾播放有關太平洋戰爭期間海軍決策內幕的紀錄片。如果我們翻查日方史料，往往會困惑地發現日本當時並非統一的行為體，也沒有在開戰前制定事先經過周密論證的統一戰略。據日本海軍參謀回憶，1941年7月至12月的對美開戰決策，海軍將領害怕陸軍再搞政變，不敢強烈反對，大家坐在一起開會，話題不知不覺由應否開戰變為何時開戰，中長期作戰計劃以及對美開戰勝算等重要戰略問題，置諸腦後。政府決策，在日本不是理性的戰略決策，而是面向組織內部的感情表態。
同樣，去年在應對朝鮮導彈危機時，日本發明了瞬時警報系統(J-Alert)對應。導彈來襲幾乎和地震同樣在日本被列入警戒對象。一旦拉響，列車停駛，學校公司組織避難。然而，不少日本人質疑這樣的做法是擾民的政策，因為如果導彈真的來襲，民眾並不清楚如何在10分鐘內避難。
然而，從官僚的內部組織角度來看，不搞警報系統會被上級問責，不管有沒有成效，做了再說。出現傷亡對外可以說已經盡力，無法被追究責任，民眾出現傷亡只能怪自己。在這樣應付式的組織文化下，日本究竟如何迎接下一場自然災害？
地震頻發 日本是否適合建核電
日本反思3．11的失憶，還在於忽視探究核災問題的本質。國際關係學者Robert Jervis在其劃時代著作《系統效應》(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中，曾經提到非線性的問題，即決策者的意圖和政策結果之間往往是相反的。岩手縣宮古市田老地區的災難，是典型的例子。為了抵擋海嘯，當地早在1970年代就建成高10米、長達2400米的X型雙層防波堤，在日本東北地區防災界號稱「萬里長城」。然而，3．11當天，襲來的海嘯高達20米，輕而易舉地衝過兩道防波堤，整個城鎮瞬間化為烏有。日本學者畑村洋太郎的《預料「預料之外」——來自失敗學的建議》(NHK出版社，2011)一書調查，指出東北三陸沿岸不少受災地區傷亡慘重的重要原因，正是由於人們心理上對防波堤的自信造成的。防波堤的存在，反而導致人們放鬆警惕，傷亡重大。
是否適合在滿佈火山、經常地震的日本列島興建核電站，本身就是一個疑問。近年大力推動無核的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在參觀芬蘭的核電廢料處理站後表示，日本無法有效處理核廢料，猶如沒有裝上廁所的大樓，環境根本不適合建立核電站。2011年12月神奈川縣防災部門調查，當地在400年前曾發生過14米以上的海嘯。
據估計，一旦發生相同規模的災害，包括JR鐮倉火車站在內的大部分內陸地區恐在1小時內變為澤國。過去數年，日本中央防災單位和歷史考古學者合作，通過研究幾千年前古書中有關地震和海嘯的記載，發現日本全國各地不少設有核電站的地區都無法應付類似3．11式的複合自然災害。大自然的力量，遠非人類可以想像！
然而，2018年2月，安倍在國會答辯時信心滿滿，稱只要防止核事故的程序嚴格，就會重開核電站。3月，九州新燃岳火山爆發。有日本專家指出，目前情况酷似1946年昭和南海大地震，不能排除2019年日本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日本精英是否要等到再經歷一次核災，才會醒悟到日本依靠核電的危險性呢？
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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