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要》提人文灣區 學者倡民間主導多元交流
去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大灣區常住人口達8617.19萬。三地文化同根同源，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出共建人文灣區，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但港澳與灣區內地城市存在社會制度及歷史差異，加上社會運動與疫情，文化進一步溝通融合面臨諸多挑戰。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程美寶認為，粵港澳三地文化交流是基於「共同趣味」始終自覺自發存在，在綱要由上而下的政策層面推動之餘，更多元和開放的交流應留給民間主導。
程美寶曾在廣州任教近20年，對嶺南文化的形成與變遷、穗港澳為中心的地域文化發展有細緻觀察和理解。她認為文化上的交流很多時是民間自發，而非依賴政府「要做什麼或不做什麼」。「我常開玩笑說，其實不需要等什麼文件，這種(文化)交流能做的就已經做了，而且好些還做得很不錯。」
回溯歷史，程美寶說1950年代是重要分水嶺，政治體制、政權的變化，使各地社會文化逐漸形成各自風格特點。以粵劇為例，同一班底演員於50年代開始分散到廣州或香港發展，「後來就有很多因素使他們在風格及表演上慢慢出現差異」。她將之形容為兩地或多地間既有着「共同的趣味」，也有「不同的比較優勢」。規劃綱要提倡弘揚嶺南文化，程美寶說，「其實前提之一，就是必須彼此有着共同的興趣，也欣賞對方的差異，才能有可以合作和交流的地方。」
相對於規劃的宏觀視角，民間的文化交流顯得更細水長流。「從上而下不能一廂情願，必須先明白『下』在做什麼」，程美寶表示，政策在制訂和執行過程中，不能忽略文化交流中最有生命力、最能持續和互動的部分，「不幫倒忙、順其自然就好」。與此同時，決策層也可問問「民間已經在做什麽，某些做得了或做不了是因為什麼」。
程美寶感嘆，2019年至今兩地連正常交流都變得困難，「有很多的誤解，傳媒對於兩地的許多社會現象亦缺乏足夠的報道，有很多聲音沒有被注意到，甚至是被壓抑」。她以「一小時生活圈」的說法為例，由於居住成本，實際上已有大量港人住在深圳或鐵路沿線灣區城市。封關影響下，許多人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但他們的情况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關注，直到近幾個月才有零星報道」。
資訊流通是交流的另一大前提。程美寶回憶最初在廣州生活，可直接收聽收看香港的電台及電視，這樣的空間現時已愈來愈小，「要交流互通，首先得知道(對方的情况)，但現在連『知道』都不容易，有很多東西不能聽不能看的話，可以怎麼交流？」她呼籲在資訊流通之餘，傳媒也要細水長流介紹各地情况，不是粗糙地宣講政策，而是「深入、細微、誠懇地去理解人家腳踏實地在幹什麼」。
廣州、深圳等城市的文創藝術事業及本土文化空間近年逐步蓬勃，「不止廣州，廣東很多城市，不論公私營機構在文化創意、博物館等硬件上的投資力度很大，也有很多在軟件上，如創作形式的新嘗試，我覺得很多做得的確很有創意，也很懂得如何在一個宏大的國家體制中表達自己和地方的聲音，這些方面並不是一般香港人能夠注意到」。她期盼這些新的概念和方法能在兩地間交流，而不是比較孰優孰劣、誰是龍頭、誰影響誰多些，「我希望是可以看到更多的理解跟了解，但這個過程可能會有點慢，或者說，要很深切、誠懇地去理解這幾十年在民間社會發生的許多微妙的變化，並不是那麼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