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蘭國」、恐襲和難民成為全球焦點，渲染着阿拉伯世界負面形象的一年，諾獎委員會把和平獎頒予突尼斯「全國對話四方」，不啻是沖喜。委員會明言期望藉此啟發中東、北非以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和平民主推動者，不過，多名中東問題學者與突尼斯本土觀察家都認為突尼斯的經驗難在區內複製，「突尼斯模式」模式本身亦有無以為繼的隱憂。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東歷史專家格爾文(James Gelvin)接受本報電郵訪問稱，突尼斯民主化相對成功有三大原因﹕一是軍方傳統上較弱，不如埃及軍方容易介入政局；二是工會勢力龐大，有力斡旋；三是伊斯蘭政黨復興黨(Ennahdha)願意妥協，與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拒絕退讓的態度大相逕庭。
革命情緒散
民眾求和平非政改
格爾文提醒，將突尼斯當作區內模範或陷入兩個盲點：首先，突尼斯與埃及當年革命激起的樂觀情緒已消散，經過5年動盪，區內許多民眾寧願和平安全而非政治改變；其次，突尼斯本身的問題也很大，甚至可能令政治進程再次出軌。
諾獎委員會10月公布和平獎得主時已提到，突尼斯面對「重大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危機」，寄望獎項「有助捍衛突尼斯民主」。
政治方面，總統埃塞卜西領導的「突尼斯呼聲黨」上月31人出走，令該黨喪失最大黨地位。格爾文解釋，該黨本身只是世俗派、自由派和前朝官員等以反復興黨為共同目標合作的烏合之眾，基礎並不穩固。
經濟方面，突尼斯經濟欠佳，失業率高企，格爾文形容，國際組織或外國政府一直以撥款利誘突尼斯政府推動不受歡迎的新自由主義措施，但後者在全球鮮見成功例子，反而加深貧富懸殊和失業恐懼。
安全方面，突尼斯一直受恐襲威脅，而且是「伊斯蘭國」(ISIS)人均成員比例最高的國家。
複雜因素造就地區特例
區內知識分子亦對突尼斯模式有保留，阿爾及利亞作家達烏德(Kamel Daoud)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突尼斯需要衰弱的政權、沒那麼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強大中產作為中立的斡旋者、沒有石油供政府揮霍、外國援助少、沒有種族或教派衝突、實力較弱的軍隊，這麼多條件令突尼斯更像是地區例外而非模範。
突尼斯公民監察組織Al Bawsala秘書長本優素福(Mehdi Ben Youseff)上月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也表示突尼斯的國家基礎較強，軍方頗為中立，而且國家自獨立以來教育較強，造就公民社會基礎勝於其他區內國家。此外，突尼斯身分認同較單一，不會像敘利亞等國般陷入族群對立。
近年游走於突尼斯和利比亞的記者麥齊烏迪(Houda Mzioudet)也相信突尼斯是例外。她表示，外鄰非常重要，突尼斯不太受其他阿拉伯國家重視，唯獨軍事強鄰阿爾及利亞例外，後者擔心突尼斯動盪殃及自身，故暗裏協助突尼斯穩定政局。根據突尼斯學者穆拉德(Hatem M'rad)領導的研究，在2013年政治暗殺亂局期間，阿爾及利亞總統促成反對派領袖埃塞卜西(現突尼斯總統)和在阿國定居的復興黨最高領袖格努希在巴黎會面，助雙方逐漸破冰，成為後來「全國對話四方」建功的一大幕後關鍵。明報記者 周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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