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9月3日即將舉行的首次抗戰閱兵僅有不足一個月，出席此次活動的外國首腦名單卻遲遲未能確定。不僅法國駐華大使館透露，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無法出席此次閱兵式。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尚未決定由誰出席。德國方面傳來消息，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將代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出席。美國負責亞太地區公共外交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亦透露，「9月3日前後正值美國的勞動節。在這種時節，美國總統通常會待在國內」，暗示奧巴馬出席北京抗戰閱兵存在困難。更為重要的或許還是，捷克總統新聞秘書近日表態，捷克總統澤曼已接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請，同時強調「總統願意去中國參加慶祝活動，這就是為什麼不得不拒絕歐盟協調一致的立場」，暗暗透露歐盟正在「集體抵制」北京抗戰閱兵之意。
如果說，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問題上，歐洲集體「反水」美國，曾讓國際輿論大呼震驚。那麼，如今有關於9月3日是否赴華參加抗戰閱兵，歐洲集體陷入沉默，則讓外界着實有些參悟不透。儀式性、紀念性質的閱兵，顯然不比可能重新開始制定「國際規則」的亞投行給西方帶來更大衝擊。但現實是，不僅美國，在亞投行問題上集體「反水」的歐洲當前已陷入了集體沉默，在高調慶祝反法西斯戰爭西方戰場勝利70周年之際，對於東方戰場的首次慶祝活動並未表露出太大興趣。究竟是何原因讓美歐皆對中國的這樣一場活動猶猶豫豫甚至避之不及？
現實之困
據多維新聞報道，對北京來說，9月3日的閱兵式不僅是中共嘗試彰顯自身法統意義上正統地位的活動，亦是中國借二戰紀念強調自身國際話語權的一次嘗試。近年來中國政府為此進行了一系列公關準備，尤其是在歐洲方面，這樣一種努力顯得尤為突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人每每訪歐都會將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意義和中華民族的作用作為重點議題。無論是2014年習近平訪歐談二戰啟示，還是今年7月李克強訪歐在推經濟議題不忘提及抗戰紀念，乃至於習近平派遣特使孟建柱訪問英國時，談及二戰紀念的相關事宜。一系列動作背後，中國領導層的用意不言而喻。
當然，深諳歐洲的務實主義中國，以言辭做動員的同時，在將經貿大單作為敲門磚上也毫不手軟。主抓經濟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上任後已七次訪歐，所到之處無不掀起經貿合作熱潮。作為一種回應，英法等國不僅數次提高對中國總理的接待規格，對中國資本敞開綠燈的範圍也在逐步擴大。
鑑於中歐的這種關係，歐洲領導人出席中國閱兵似乎只是「順水人情」，但從現實來看北京藉着慶祝二戰搭台唱戲確認自身地位的嘗試，卻顯然沒有馬上得到西方世界的響應。當這種訴求已從經濟聯繫上升到了政治正確層面。北京在經濟領域的影響力已開始通過亞投行這種「世界經濟秩序的有益補充」滲透全球之際，其在類似的領域中仍需再努把力。
自1975年5月6日，中國與當時僅有9個成員國的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至今，中歐關係歷時已40年。儘管中國歷來有云：「四十不惑」，但中歐關係當中卻依舊有諸多疑惑難解，「只言商，莫談政」便是其中之一。相比於經濟方面合作成績卓然，中歐在政治層面互動的短板近來愈發凸現。素來與華無根本利益衝突的歐洲，與北京屢屢激烈交鋒，其中尤以西藏、達賴喇嘛問題最為凸顯。2007年至2012年間，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時任法國總統的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以及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內的歐洲各國領導人及政客頻頻會晤達賴喇嘛，往往觸及中歐關係的痛處。在這一過程當中，「以經促政」沒有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中國今天面對的歐洲儘管是一塊與自己沒有本質戰略利益衝突的大陸，不過卻也不能忽視了歐洲所具有的濃重理想色彩，正是其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歐洲難與中國全方位同步，以及分歧益顯。不同於老一代歐洲領導人登上政壇恰值冷戰時期以及中國與西方的戰略蜜月期，當前一代歐洲領導人初登上政壇大致為冷戰結束後，眼見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崩頹，以及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席捲整個西方，中歐原先被掩蓋的文化思維的差異愈發突顯出來。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歐洲領導人，大都對華持有矛盾的態度，使其更願以一種機會主義的方式來對待中國。一方面，欽羨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希望借力於此，而在另外一方面，又因難懂中國緣何在西藏、南海、歷史等問題上一直持強硬立場，始終持疑。而這樣一種理解與互信上存在的短板，已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了當前歐洲對於是否參加中國抗戰閱兵的態度。
此外，除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和蒙古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確認出席中國將在北京舉行的抗戰紀念活動，並將派出軍隊參加閱兵式外，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獨聯體(CIS)成員國首腦皆表明了出席意願，巴基斯坦、柬埔寨(皇室)等或也將出席閱兵式。相比較今年5月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閱兵，北京的這樣一場閱兵似乎只是一個擴大版的紅場閱兵，這也讓歐洲各國遲遲不肯作出決定赴華決定。戰後意識形態對抗長期盤踞歐洲大陸的心理陰影一直無法褪去，歐洲則竭力避免陷入另外一場冷戰危機。
有西方「新生代中國通」之稱的牛津大學教授米特(Rana Mitter)所撰寫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一書，自2013年9月上市以來，曾連續數月雄踞亞馬遜「歷史•中國」暢銷圖書的榜首。儘管眾多名人及知名媒體都為其折服，此書更得到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撰文力薦，不過其顯然難以從根本上改變西方一直以來對於二戰東方戰場的固有印象。而中國在此次閱兵前夕所進行的一系列內外宣傳，竭力將此次抗戰閱兵推向國際化，並凸顯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這樣一種努力至少在歐洲方面起到的作用亦甚小。而這足以引發北京以及西方的反思，如何在密切各方經貿關係的同時，從增進理解、加強戰略互信上來為彼此徹底解套。
割裂的東西方戰場
借抗戰70周年的熱度，一部名為《東方戰場》的電視劇也將於8月26日登上中國銀幕。儘管在前期的宣傳中，這樣一部劇作被許站在國際視角，不但看到了東方戰場，也看到了西方戰場，試圖給外界展示一幅全景式的反法西斯戰爭畫卷，但東西方之於這場戰爭認知的差異，顯然無法如此這般簡單就能夠填補。
名義上中國是反法西斯的盟國、四強之一，中國更自詡撐起東方主戰場，為整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創造了條件。但在承認二戰擁有兩個策源地(歐洲是德國，亞洲為日本)的同時，或許也不應無視二次世界大戰至少具有兩個起點、兩大主要戰場，乃至於兩個不同的勝利結局。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曾波及亞洲、非洲、歐洲、大洋洲，80多個國家，20多億人口，東西方戰場固然同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二者的明顯差別或已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被遺忘的反法西斯盟友」。
早於西方史學界認定的1939年9月1日德國突襲波蘭，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才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東方戰場的真正起點。另外，如果再觀被許為二戰歐洲戰場最重要轉折點的，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登陸戰役——諾曼第登陸當中，參與盟軍雖有17.6萬人之眾，但較之5.75萬名美軍和75,215名英國及加拿大軍隊的官兵，中國士兵不過寥寥二十餘名。而中國抗日戰爭初期並未得到太多外國支持，幾乎是在獨自面對日本強大的威脅。抗戰全面爆發後，當時的國民政府請求外國援助，只得到蘇聯的積極回應，其他大國則保持沉默。英國為了不刺激日本，加入了對中國的封鎖，而美國則依然在孤立主義的政策上自我陶醉。值得一提的還有納粹德國的對當時中國援助，1928年以後德國軍事顧問不僅曾以個人身分受聘於中國，抗戰初德國甚至一直對日本侵華政策持反對態度，並成為中國的重要軍火提供國，反法西斯東西戰場自一開始便有着明顯的不同。且在相當程度上，即便中國戰後得以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這與美國政府一再堅持，並希望中國成為東方制衡蘇聯的橋頭堡密不可分，中國在二戰當中作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西方所理解，仍待估量。
且除了歷史認知的不同外，與歐洲單純的紀念日相比較，中國這次主場閱兵其下是否隱藏某些「私人目的」或許更令包括歐洲在內的西方所擔憂。不同於反法西斯戰爭70周年之際，俄羅斯與中國都選擇將閱兵作為這樣一次紀念的重中之重。大型徒步方陣、氣勢雄渾的坦克裝甲車隊列、先進武器方陣……包括這些元素的國家閱兵儀式在今天的歐洲乃至於美國都確實難以見到了。
之於戰爭紀念，西方往往以關閉娛樂場所、向紀念碑獻花、長鳴警鐘、畫展、慰問老兵等方式進行。一個經典場景便是，2004年的諾曼第登陸60周年紀念活動，數百名二戰老兵以重演歷史的方式，從英國南部的樸茨茅斯出發，橫跨英吉利海峽，抵達諾曼第海岸。多架戰鬥機在空中飛行「護航」，從空中撒下100萬朵罌粟花，將海面鋪成紅色。誠然，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已成為世界性的重大活動，但對於紀念二戰勝利日的「東方舞台」所上演的盛大閱兵式，歐洲顯然仍無法在第一時間就能一下子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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