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看中化﹕修憲為何「民心所向」？
【明報專訊】中共剛通過修憲，最受注目的是刪去國家主席連任限制，惹來回到專制的憂慮，但國內也有不少百姓認為習近平能令國家崛起，不反感其長期掌權，甚至有媒體說百姓早已視習為皇帝。這令人想起數年前成龍說「中國人是需要管的」，一度掀起中港熱議。看來中國人常被批評「奴性太重」，自有其理？
原本知識分子有此論調，源於近代中國積弱下拿西方的制度來對比。最有名的是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謂中國腐敗數千年的癥結是君主「既攘國家為己之產業，摯國民為己之奴隸，曾無所於怍，反得援大義以文飾之，以助其兇焰，遂使一國之民，不得不轉而自居於奴隸」，認為「奴性」的源頭是帝制。
君權一直上漲 不受監察
從歷史觀之，卻非如此簡單。理論上傳統主流的儒家不同意君主獨大，「君君臣臣」便是以禮法限制君主言行作為臣忠的前提。古人最崇尚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世界，尤其堯舜禪讓。不過現代學者認為，禪讓實質是部落聯盟的領袖更替(普遍說法是堯、禹屬華夏，舜屬東夷)，並非由君主選擇退位讓賢，而是由聯盟推舉新領袖，即傳統追慕的世界產生於較民主的方法(當然背後也充滿鬥爭)。後來華夏獨大，變成夏朝「家天下」。
話雖如此，從烽火戲諸侯導致西周滅亡可見，直至周天子還只是天下共主；至秦漢君主集權起，後世君權才與儒家期望相反地一直上漲。但秦漢丞相、大司馬及外戚輪流執掌大權，甚至屢屢廢立皇帝；唐宋重視諫議監察，諫官可封駁君主決策，新興士人階層出現，未至於唯唯諾諾。真正走向「奴化」的，是高舉道學以強調君權的元明清，除了小部分時間明朝內閣還可封駁外，朝廷已無法監察君主，只能監察臣民。
勤懇百姓需求「代理人」
但正如成龍說中國人需要管，問題的另一面是平民的「小農心態」。對務農為生的百姓而言，在天災頻仍的風土確保糧食必須勤懇耕作，目光只能放在身邊的人事物，故能「代理」其他問題的統治者正合所需，除非差得民不聊生才會造反，正是《呂氏春秋?上農》「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的道理。反過來說，只要解決生存問題，君主有何作為也不是問題——譬如君權極致的康雍乾盛世富足而農民亂事不多(種族亂事則很多)，在後世眼裏卻有粉飾太平的味道；明太祖縱然「光復中華」，卻稅重法苛而起義不絕。
說到底，文明就是風土與歷史的複合結果，現在富起來的中國，也難以擺脫這些特質。甚至在香港，縱使生存已不再是大問題，蛇齋餅糉卻仍是極有效的助選方法。
■文化解碼
封建到集權的轉捩點：吳楚七國之亂
我們常說秦是首個大一統朝代，但實際上令君主集權延綿下去的並非秦朝——其速亡令中國重回封建制度，無論項羽還是劉邦，都要靠分封權勢者來管治國土，才有漢初「殺戮功臣」的故事。從秦亡於六國遺民、漢初亦大封宗室可見，當時把君主集權作為長久制度的時機尚未成熟。
真正令君主集權成為定制的關鍵，是漢景帝時期中央與藩國決戰的吳楚七國之亂。由於三個月已見勝負，強弱懸殊下漢室大力削藩，武帝時地方勢力多已收歸中央，集權體制於焉成形。
正因是吳楚七國之亂的遠因，大封宗室常令人有種失敗制度的印象，但不能忽略的是它也造就了文帝——正是獲封代王，才避過了劉邦死後的京城亂局，輾轉繼承大統。
文﹕葉雨舟 -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語文同樂 第3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