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公報》命運的啟示
今年是中共百年黨慶之年，內地興起「學黨史」熱潮，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更要求將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結合起來」，故有「新四史」之稱。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對新聞機構的接管整頓舉措，對照今日香港，不無啟示，特別是留在內地的《大公報》後來的命運，更是委曲並不能求全的縮影。
中共建政之初，根據各新聞機構的不同情況，分別採取了接管、軍管、管制和支持扶植等措施。據曾經擔任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室軍代表的已故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憶述，解放軍進入上海不久，就頒布規定，一切私營新聞事業，須向軍管會申請登記，並經審查批准。當時申請登記的新聞機構共244家，其中報紙43家，通訊社12家，雜誌189家。經審核發給登記證的僅44家，其中報紙14家，通訊社兩家，雜誌28家。
同時，對新聞從業員並未大規模遣散，而是先集中受訓，再視情形分配工作。
曾參與接管廣州新聞機構的《羊城晚報》原副總編輯魯陽憶述，廣州易手後，當地大部分報章仍照常出版，但報道口氣都改變了，「如過去把解放軍稱為『共匪』和『匪軍』的，已經改稱為『解放軍』和『共軍』了」。
在他負責接管的《西南日報》開辦了一個學習班，「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由他主持。
幾天後，在香港一份報紙上，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為《廣州新聞界集中營鐵幕》，指在廣州有一個新聞界集中營，專向行家「洗腦」，頭目就叫魯陽。魯陽稱，該文肯定是學習班中人所寫或提供材料，但當時難以查出，「可以看出當時鬥爭的複雜性」。
因歷史舊帳 頻遭紅衛兵衝擊
1902年創刊於天津的《大公報》，到1949年時，還有天津、上海、香港、重慶等幾個編輯部。現在除港版仍維持原名出版至今外，其他幾處都已面目全非。
重慶版改為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天津版初時易名《進步日報》，後來中共高層認為改名是失策，於是將其與上海版合併，重新在天津出版，1956年遷至北京，更成為中央財貿系統的「黨報」。即便如此，「文化大革命」開始，《大公報》仍因歷史舊帳頻遭紅衛兵衝擊。
屢委曲卻難求全 停刊啟事未發出
據該報時任總編枱主管的張頌甲後來憶述，當時王芸生雖仍掛名社長，但報社由黨組書記、副社長兼總編輯常芝青話事，常芝青和大家商量，為保護《大公報》的牌子，在報社大門口，用長長的寬幅紅布，上書「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漢白玉石雕刻的「大公報」3個大字遮掩起來，但紅衛兵並未因此而罷休。
為求自保，1966年9月15日更名《前進報》，但當年12月29日該報還是被紅衛兵封停，連原定停刊的1967年元旦都未能捱到，甚至無法發出一份告別讀者的停刊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