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受命》 塵封記憶找靈感 止庵寫80年代京城故事悟得失
曾經的文學大家研究者、如今的小說家止庵，攜自己補上了終章的長篇小說《受命》，以視像方式作客今屆香港書展，為香港讀者帶來一個政治以外、不曾睹見過的北京。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止庵講述了他如何從北京城的一段塵封年代中，為自己的故事尋找靈感，表達了對城市演變得與失的態度，以及思考了他對文學純度的追求。明報記者 王聖辰
上個世紀80年代，混沌之中的中國充滿了如今稀缺的特質。人們在10年文革浩劫中被禁錮的精神和欲求，於此時間節點上疾速迸發，改革氛圍和新的思潮如野蠻競爭般湧現又熄滅。整個10年，這個國家在破除舊體窠臼和激發經濟變革中找到了一條新的道路，自此之後，有了今天的中國。
止庵的故事就從這裏開始。《受命》講述了一個對抗時間與命運的復仇故事，主人公復仇而不得的情節起伏，如同春秋末期軍事家伍子胥的經歷。小說發生在80年代的北京，那個時期的京城，其風貌與特徵，總能激起一種文化認同下的懷舊情緒。新生的三元橋、舊式電車、冬儲白菜、平板車小販、名畫掛曆、蝴蝶縫紉機、鳳凰自行車……止庵用親歷的記憶和考證的筆觸，再現了那段舊日時光。
否定精神意義上對北京盛譽
舊時的北京城頗富浪漫氣質，它是文學和電影鍾情講述的一個坐標與時代，失色與璀璨交織，幾代人的集體青春，在這之中被過分抬高。無論是內地演員兼導演姜文電影中被無限放大的青春哲學，亦或作家王朔文字裏不加掩飾的本土主義、還是本港導演關錦鵬作品中超越階層的禁忌之愛，人們關於舊京城虛實難辨的回憶，總夾雜着隱性，甚至已是顯性的迷戀。
但止庵不這麼看。這個年屆六旬的老北京人，以務實的口吻否定了精神意義上對這座城市的盛譽。回憶起80年代物質生活的艱辛，止庵稱他要動用七分之一月的收入，去購買一本10元(人民幣，下同)的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精裝書，比起當時被視為財富象徵的雪櫃、手表、自行車等「奢飾品」，一場0.25元的電影已是廉價的精神食物。「沒人抵得住物質的誘惑」，止庵目睹的80年代，物價與日飈漲、社會開始分層、人心躁動不安，最後，賺錢挫敗思潮，成了唯一主流，「畢竟，金錢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他說。
「時代的變化總有其合理性」，止庵把80年代的北京以至中國，比喻為一種物質與精神層面雙重的原初狀態，短暫的10年過渡中，兩個層面同步有了劇變。「這之前，中國人還停留在無意識、無個人追求的集體狀態」，「到了80年代，物質出路和精神生活開始有了不同的可能性」，「但90年代以後，就趨同地只剩一個方向了」。止庵用英國作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來類比這種從無到有、再到收窄為單一性的進程，他覺得「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普通人集體願望的一種體現」。
受益於時代變遷 但有代價
止庵用小說來講述他眼中忤逆潮流的悲劇，但「潮流」這二字本身，對他而言都是個兩難的概念。採訪中，對於舊時京城流露出的些微的盛景碎片，胡同里長大的止庵都無條件迷戀，他鍾愛舊城的一磚一瓦、着迷於端始民國時期的城市格局、懷念記憶中困苦生活意外帶來的質樸和純粹。但他也坦陳，時代的變遷令其受益，「沒法否認今天我們物質生活的長足進步」。
可這也有代價。北京30年間的變化翻天覆地，高廈取代了平房、城市版圖擴張了幾圈、外來人口滌蕩了從前的文化，甚至連天空的污染物都變了成分。這其間，止庵的家從皇城腳下遷到了京郊，居住環境雖有改善，但其卻總覺有所失缺，他不理解政府粉刷胡同、修飾舊牆的大白象工程用意何在，有感於飛速發展的城市令他總感陌生，慨嘆文化保育還可以有更好策略。在他看來，北京人生活環境的改善是必然，「但意味着我們就對今天的一切都滿意嗎？我想不一定吧」。
對於往日的強烈記憶，並沒能讓止庵由此構成心屬北京的身分認同。談到城市孕育身分認同時，止庵認為北京之所以不似香港，原因之一是過大的城市空間和過快的流動代謝阻斷了共同體的構建，「北京本身就是個不斷變化的概念」。止庵說，光是京城的文化圈，已龐大和複雜到難以形成聚落，人們在這之中更似原子化狀態。
比起北京，止庵反倒欣賞香港文化圈一些特質，比如從業者對於文化純度的追求。他回憶起有年香港書展，小思(盧瑋鑾)前來會場聽他的講座，其來去低調的行事風格令他印象深刻。還有一年在烏鎮戲劇節上，兩名香港話劇青年醉心舞台表演的專注也使他難忘。止庵還喜歡看許鞍華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和袁建滔的《麥兜故事》，作品帶出的那種純粹觸動其心。從這些人和作品身上，止庵洞見到了無雜質的文化純度，「這就是匠人精神，純粹、到位、心無雜念。」他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