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看文化：誰來定義城市女性？——由《乘着光的幻想》、《黑箱日誌》說起
【明報專訊】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和學習，不分性別、種族和年紀。然而，有否想到城市的設計隱藏着問題？例如商場女洗手間不足、城市的規劃限制女性的出行等。這些都反映出城市存在男女不平等。
文：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教師 關懷遠
圖：劇照
無獨有偶，印度電影《乘着光的幻想》和日本紀錄片《黑箱日誌》都述說女性如何於城市掙扎求存，揭示城市的性別不平等。
3印度女性 兜兜轉轉找到自我
《乘》的3名女性，面對權力時分別代表3種價值觀。女主角柏芭(Prabha)服從傳統社會的盲婚啞嫁，婚後丈夫遠赴外地，音信全無，獨留她在孟買當護士。她的好友：年少輕狂的安露(Anu)追求自由戀愛，違抗父母之命，想與愛郎遠走高飛；中年的帕洛蒂(Parvaty)則對抗地產霸權不果，告老還鄉。3人最後離開孟買，一起踏上未知的旅程。
電影發生在印度歷史悠久的城市孟買，1947年印度獨立後成為印度金融、商業和娛樂之都，電影把這城市描繪得五光十色。孟買人口逾2000萬，人們主要說着印地語，也有說馬拉也林語。電影中新來的醫生就因語言不通而請教柏芭，柏芭和安露本只懂說馬拉也林語，為了生活也要學印地語。城市的語言，代表的是階級、認同和歸屬感。
《乘》片由遠方寄來的電飯煲開始。某天柏芭下班，收到包裹，裏面是鮮紅色的電飯煲。安露見禮物精緻，猜是柏芭在異地的丈夫寄來。導演於此留白，電飯煲成了象徵。也許身處他方的丈夫仍以為妻子是任勞任怨的家庭主婦，於是不忘寄來厚禮。
儘管孟買人口來自四方八面，骨子裏仍信奉男尊女卑的階級思想，經濟主導下的發展亦框住貧窮人口的生活。《乘》其中一個深刻的場面是柏芭和帕洛蒂向豪宅樓盤廣告牌擲石頭，鏡頭停在廣告牌上的口號：「預留給特權階層」。她們既是外勞，又是女性，當然不是特權階級。當柏芭陪同好友到達臨海的鄉鎮，大自然迎面而來的簡樸氣息，打破城市的悶鬱，亦助她擺脫纏繞半生的感情束縛，找到自我。正如演員Amy Schumer曾說：「沒人有權來定義我，除了我自己。」
日本性侵受害人 挑戰男性霸權
《黑箱日誌》則交代性侵受害人伊藤詩織如何以一己之力挑戰男性本位的建制霸權，成為日本#MeToo運動的代表人物。
2017年路透社在19個1000萬人口的城市，就保護女性免遭性暴力及受文化傷害做問卷調查，日本東京被評為性暴力風險上女性最安全的城市。諷刺的是《黑》中詩織被性侵發生於2015年，地點正是在東京這安全友好的地方。為何如此？也許這因日本人根深柢固的男權思想，致女性在社會欠話語權，也許性侵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片中有一段小插曲值得深思。受害人詩織報警求助時意外認識同情她的警員A，然而該警員在電話中竟跟受害人語帶輕佻地開玩笑，並表達超越社交界線的關心。鏡頭所見詩織回答時表情僵硬，語氣尷尬。這正好側面反映男性本位思想在日本無處不在，甚至被視作正常。
日本政壇男性主導尤為明顯，電影有幾段議會演說片段，與會者幾乎全是男性，此案被告山口敬之亦是時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好友。詩織不但要面對盤根錯節的男性政治霸權，還要對抗男女性別定型。有人認為她年輕、衣著暴露而指摘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認為活該有此下場。詩織以記者身分揭露種種荒謬和不公，拒絕啞忍：開記招、出新書、興訴訟，甚至拍電影，讓事件大白於天下，目的只為把這些思想連根拔起。
上述幾名女性身處男權當道的大城市，由掙扎到抵抗，由抵抗到找到自我，不禁令人想起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一書中的觀點：「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意即沒有所謂女性氣質或女人的形象，女性可重新定義自己的存在，並且參與由男性塑造出來的秩序。兩齣電影的女性都衝破既有傳統，不願成為被男性凝視下的「他者」，敢於爭取自己的權利，成為真正主宰自己的主人。
註：《乘着光的幻想》屬IIB級，青少年及兒童不宜，須家長陪同觀看。
(主要學習重點：資訊素養內涵與正面價值觀的關係、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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