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辛
我不是知識分子
1945年3月20日，抗日末期，汪精衛傀儡政權正值倒數之際，一名女子詹周氏用菜刀斬死丈夫，且碎屍十六段，讓本已時局動盪的上海多了一段轟動的小插曲。陳可辛籌備多年，終於將此案拍成《醬園弄•懸案》。但其實，電影並不止在懸案，也不灑潑血腥奇情，陳可辛看中的是一宗反覆卡在大時代縫隙之中的命案，從開審、翻案到判刑，詹周氏靜坐牢中，牢外卻移交了汪偽政府、國民政府及新中國三個朝代。真正審判詹周氏的不是任何人，不是法律，也不是公義，是時代。
「因為舊時代已經崩塌，最後這個女人終於可以站起來。其實所有在那個時代活過的人都死去了，她仍然活着。現實中詹周氏是活到九十幾歲的。」陳可辛形容。
說陳可辛變了很多，其實又好像沒有，「大時代下的小女人」仍然是最吸引他的故事題材。若說《甜蜜蜜》依戀着香港回歸前的濃情曖昧，《醬園弄》便借殺夫碎屍，側寫了中國政權幾度易主的時代變遷，「在那十年裏面，不止是一個大時代，而是三個不同的時代，他們每一個人的際遇，他們得到或失去的，都不是因為公義，或是個人能力，結果到最後都是因為大環境、政治的影響」。陳可辛接着說：「原來每一個人的命運都是無力的，都是受到操控的。」
撰文：紅眼
「詹周氏這宗案件拖了那麼久，有社會輿論、知識分子爭着去寫文章發聲，甚至有人改編成舞台劇想去消費它。這些事其實很當代，好像發生在今天一樣。八十年前就有那麼當代的事情，這才是最令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政治不正確的女性電影
但談到在當代再一次將兇案改編成電影，陳可辛打趣自嘲：「其實我是一個很不知識分子的導演，我很直覺的，那些跟我談劇本的編劇，來拍戲的演員，因為我以前有好『業績』慕名而來的人，都會很失望。原來我是不說道理，也沒什麼道理要說。我身邊有些團隊，像監製、創作伙伴，他們比我更理性，看很多書，他們是很知識分子，我就經常都說自己是一個philistine(庸俗的人)，不過是待在一個很知識分子的圈子裏。」
「所以回應你剛才的問題，我也不會很用女性主義，或其他什麼主義都好，我不會很用這樣有標籤的思維模式去想一部戲。」他說。從過去的港式愛情小品，到轉往內地開拓的大時代電影，陳可辛一直擅長拍所謂的「女人戲」，「拍過這麼多部戲，為什麼我會比較上好像拍女性拍得挺好看的呢？有些戲可能我不是為了拍女性，但結果出來就是女性比男性好看，因為我是真的相信女人可以很強，女性很強，所以我拍的女性都很有力量，亦都很有生命力，亦都很有目的性。有目標的人就好看一點」。
不過，他轉念又說：「當然亦都有人認為，有目標的人是功利一點，但這樣的女性就是吸引我，所以我很容易就會拍出這樣的女性。無論你說《甜蜜蜜》的李翹(張曼玉飾演)，或者《如果•愛》的孫納(周迅飾演)，然後到《醬園弄》這裏的章子怡、趙麗穎、楊冪，她們都很有目的性。如果真的用現在的激進女權、或者女性主義的角度去說，她們的那個目的性可能是政治不正確的，因為在那個時代，其實她們每個人都有靠過男人，在那個時代，你是需要的，不靠男人，你是達不到你的目的。但用今天的女性主義去說，女人是不需要依靠男人的。」他承認，這些問題令電影早前在內地上映時引發了很多爭議，「當然我是一個男性導演，就更有爭議，如果是女性導演拍攝，這個爭議會少很多。由男性導演去碰一個女性題材的電影，那甚至已經是原罪了」。
「但你不可以用這個年代的角度去看那個年代，那幾個女性角色，她們做的事，可能在今天不是完全正確，但在那時候，要對抗男性代表的舊權力體制，她們已是先鋒。」陳可辛續道：「正如我都會跟自己女兒說，不可以開口就cancel上一代的人，就算他們那一代的觀感，他們那一代做過的事，以你今天的價值是不對的，但時代不同，他會這樣想都是有理由的。」
「當然，這些事在現在這樣的訪問裏就談得到，但你不可以對每個觀眾都跟他們坐下來談，談不到的。你控制不到每個觀眾看完會想什麼，看完一部戲，他們覺得是什麼就是什麼，你無法跟他們拗。」
被數據支配的時代
陳可辛進而感慨表示：「甚至還出現了另一個形式，就是現在很多人看電影都不是看電影，而是有人拿着電影去拍一條片，然後在那裏講五分鐘就講完電影，那大家看完這五分鐘當是看了你那些電影。」對於手機年代短片猖獗衍生的「二手」觀影風潮，他難免感到無奈：「然後你會看到很多人的評論，但其實留下這些評論的人，有很大部分都是沒有真正看過那部戲的，他們是在評論一部他們沒真的看過的戲。科技進步應該令世界有愈來愈多獨立思考，但因為網絡上更容易被人帶節奏，現在反而少了獨立思考，變成群體思考。其實現在是有些觀眾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陳可辛坦言，電影潮流如何轉變，都快不過觀眾的轉變，而在當下網絡資訊爆炸的世代，不止觀眾，甚至業界本身都走向了一個被數據支配的時代。「這個年代，科技愈來愈發達，網絡那個傳播力亦愈來愈強，然後大家愈來愈相信數據，但當你看數據，其實你就是看觀眾昨天喜歡看什麼，昨天喜歡看什麼，拍完之後，明天已經轉了口味，所以跟着數據拍戲，其實就等於看着倒後鏡開車，對電影創作、業界是一個很大的隱患。」
陳可辛甚有意識地擺脫數據時代，要跟今日的網絡趨勢唱反調。譬如一拍就是多年的《醬園弄》，電影最終公映版本就分開了上下兩集，《醬園弄•懸案》只是上集，「去年在康城影展剪成一部(150分鐘版本)之後，發覺都是沒辦法完整地說出整個故事，商業上來說太長，但對導演表達來說是不夠長，兩頭不到岸，所以回來再剪一個，一是再剪短一點，或是剪回長一點。結果是剪長了，所以這一集90多分鐘，第二集是110多分鐘，加起來是3.5小時以上」。
如他所說，《醬園弄》不但在物理上超越正常人看電影的習慣，同時也挑戰觀眾的耐性。然而，當今日手機看片已成常態，觀眾甚至已沒耐性去看一部完整的電影，他亦明白，近年順勢冒起的網絡短劇、微電影製作，其商業規模已逐步超越了傳統電影。《醬園弄》則偏偏與大勢背道而馳，「當初串流電影在疫情期間發展得愈來愈厲害，它某程度也是幫助了很多外語片，讓它們在國際得到很高的收視率，打破了言語和文化障礙，我覺得這是好事。我不是那種要很pure和很原教旨主義，一定要在戲院看的才叫電影」。
電影可以從戲院搬到串流平台，但電影的本質不可以走樣，「如果說去到那些短劇，那些幾分鐘、碎片化的手機文化、網絡文化，其實就已經跟我們這個電影行業沒有關係。即是我覺得，那些短劇由AI拍就可以了，連演員都不用，根本用AI去寫劇本就可以了，觀眾根本不要意想不到，反而是要想到，就是要爽，就是不要這麼複雜，那你不需要編劇、導演，你不需要演員」。他續說：「我覺得這個是無得接受的，但你說是不是要抗衡它，我不想用抗衡這個字，只是看你能不能堅持你自己。」
「如果真是要去到這一步，我就等於轉行，那我不如轉去做舞台劇導演。」他打趣道：「現在看來，舞台劇的live performance反而還是一個市場，因它是不能代替的，起碼用手機看不到。」
You're as good as your movie
拍了四十年電影，陳可辛的前半階段在香港發展，後半階段則主力進軍內地市場，除了語言、市場不同，拍電影的節奏和格局都很不一樣。
從1990年代UFO(電影人製作有限公司)那種速食、即興的都市小品，到如今需要投資多年時間去經營一部大片，「對電影的追求是一樣的，問題是市場的節奏不同。市場更大，投資更大；投資更大，你走錯一步，後果更大；你就要變得更謹慎，更謹慎的時候，你就會浪費多點時間去想，事情變得久了」。
當然亦有很多人問過他，還會不會回來香港拍電影，或嘗試回歸小品製作？陳可辛笑言：「其實這個問題是最難回答的，沒有說一定不會，但是很實際的情况就是，當你拍到一個階段，有些東西回不了頭，不是因為地域問題，不是因為創作資源的問題，也不止是拍戲貴還是便宜，而是以前我們能夠在香港市場這樣小的環境拍到戲，是因為八九十年代香港仍是全世界華語電影的出產中心，當時還沒有中國大陸市場，對海外華人、全世界流徙的華人，他們的娛樂全部都是來自香港，所以其實香港拍的香港電影，那時不止是服務香港，根本就是服務全世界的華人。」
「然後去到我們UFO的時候，已經開始離開了這種『港產片』風格，就是因為我們太港產，講香港真實的生活，而那些生活跟台灣人、美國華人，加拿大、倫敦、星馬泰都無關，所以UFO的電影就只有香港人看。那時在香港票房好，我們拍戲又不貴，也可能九七前有一種香港的情懷，大家喜歡看比較叫做人文主義的電影，所以還可以頂到幾年，但很快就沒有了，去到九六年拍完《甜蜜蜜》，公司都差不多要解散，根本再沒有資金營運。」陳可辛提起，過去幾年是有想過再拍小品電影，但好幾個計劃最終都不成功，「當然never say never，但如果你是站在一個很實際的情况去想，其實是很難做到」。
他坦言：「在內地拍戲其實有它的魅力，當然它是有審查，有這些不能拍的，那些不能拍的，但其實亦有很多是港產片拍不到的，好像《醬園弄》這些題材，無論是因為資金，或者因為它的歷史和時代，都很難在香港mount到一個這麼大的格局。你可以拍回一些小品，我是很羨慕一些像伊力盧馬、活地亞倫這樣的導演，他們可以不停拍同一種作品，但我未必做到。」
與之相對，只能在緊絀資金下開拍一些格局很小的寫實題材，是香港近年一眾新導演所面對的困難。「但未必是，我覺得現在有些不同。」陳可辛提到：「現在資金是少，但有政府的資助，其實對今天很多年輕導演來說，比我們那一代的年輕導演是已經很好了，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拍不到《年少日記》、《白日之下》，又譬如黃進的《一念無明》，以前哪有機會拍到這些作者電影？現在他們反而有。」
「那些戲是成本小，但不代表格局不大，它的格局也可以大。所以最後回過頭來，有政府資助，其實你就無得賴，You're as good as your movie。你申請到，你想到什麼題材，政府給到的錢，對一個年輕導演來說，其實慳慳地是夠拍一部戲的，起碼他們不是面對我們當年的那些來買片的、賣埠的那些要求。」陳可辛解釋道：「賣埠的要求其實不是to C(Consumer)而是to B(Business)，例如星馬、台灣來買片，他們可能要劉德華，加動作片，這些東西已決定了你可以拍什麼。你拿一部《年少日記》出來，他們是不會買的。譬如那時候《風塵三俠》有梁朝偉有梁家輝，在香港可以，台灣都是不成功的。」
關於香港電影業步入寒冬、戲院結業的討論已經持續一段時間，在上一個電影低潮，造就了合拍片的興起，把陳可辛帶到內地市場。
但如今再不可同日而語，「內地電影票房是跌得更厲害的，相對兩年前，現在每部電影的票房都只剩下三成或四成。所以未來這一年，你將會看到一個骨牌效應，就是很多電影公司進入一個很困難的經營期，甚至倒閉。但當你去到一個這麼大的環境改變……」他轉念一想，答道：「真的沒有人能回答，只有各師各法，每個人都在找對策，香港的年輕導演要咬着牙去拍幾套好看的戲，這幾年由《毒舌大狀》到《破•地獄》和《九龍城寨之圍城》，都總有例外。大家就要去找這些例外，將自己一生的經驗和功力放在你的下一部戲中，希望那部戲會是《破•地獄》。」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地獄，破不破到就不知道了。我也有幾個劇本、有些題材在想，但哪一些可以，都很難說。」面對這樣的時勢，陳可辛承認不樂觀，「焦慮是一定會有，但拍電影的passion還未有lost，因為到現在我還在做電影，到我lost的那天就不會再出來做訪問了，真的關門就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