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早前無綫劇集《宦海奇官》以文官為男主角、俠女為女主角，擺脫一貫男強女弱、女性溫柔端莊的古裝劇風格。嚴格說來，這並非新鮮配搭，無綫《秀才遇着兵》、內地《鐵齒銅牙紀曉嵐》系列也是如此結構，似有脈絡可尋。 在長期以文官主導統治階層的中國，正直文官成為戲劇主角看來理所當然——他們正是傳統文化中的理想官員。但以歷史觀之，文官與俠女的配搭卻有些詭異：在俠女故事初盛的唐代及之前，俠女主要有復仇和特立獨行兩種類型，均常被視為不法之徒，與正直文官恰好對立，兩者如何配搭？ 明清以後 儼如禮教代言人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的俠女並不是這麼一回事，例如金庸筆下最符合女俠形象的黃蓉，被稱道的重點在救國。為何有這麼大落差？關鍵在俠女被「道德化」。當俠女故事在清代發展至頂峰，《綠牡丹》、《兒女英雄傳》等作品都是俠女到處除暴安良、以結婚為終結的故事結構，尤其常見對「守宮砂」——貞節的着墨，原本崇尚自由的俠女變身禮教代言人。黃蓉也同樣處於這種模式：原本刁鑽自我的少女，婚後卻變成操勞家事國事的賢內助；《宦海奇官》結局也是女主角為了男主角而退隱。 這種轉變正是時代氣氛的顯現：唐代女性社會地位較高，婦女有讀書、戀愛，甚至離婚的自由，正是俠女故事興盛的原因之一。但宋代以後理學興盛，社會規限嚴格，尤其明清時期重視道德教化，女性被置入三從四德的框架中，俠女之加上道德規條可謂自然不過，以至現代述說的俠女故事也總是圍繞救國救民，與原初想着復仇的俠女相去甚遠。 民間俠客 由不法變維護法紀 也不止俠女，事實上俠客故事整體均趨向道德化。自漢代獨尊儒術後，俠因乖僻逞武甚至自成勢力，成為政權打擊的對象；但唐代《崑崙奴傳》、《三水小牘》等教化味濃的俠客故事湧現，晚唐宰相李德裕〈豪俠論〉亦說「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漸把俠與道德聯成一線。明清俠客小說如《三俠五義》等更是以武濟世為主流，甚至有為朝廷效勞的傾向，彷彿與好官同質，成為維護法紀者。《神鵰俠侶》中金庸藉郭靖說出「為國為民，俠之大者」，正是對這種傾向的繼承。 正如《宦海奇官》中最終男女主角共同對付奸角，作為文人理想的好官與民間理想投射的俠客合力濟世，展現了大眾對官民同仇的憧憬。但說到底，俠的道德化在本質上還是權威管治壓過民間文化，反映平民一直在上層的操控及剝削下過活。 文：葉雨舟 圖：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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