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優先：參政黨崛起背後的社會心理
選舉告急！
7月15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宣布在首相官邸設立「外國人共生推進室」。據媒體報導，新機構成立儀式氣氛凝重，面對傳媒缺乏具體政策說明。如此倉卒的成立新部門的唯一合理解釋是：自民黨的參議院選舉告急。而把自民黨牽着鼻子走的，正是提出「日本人優先」口號的新興右派保守勢力：參政黨。
從日本內部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優先」的主張事出有因：其背後的心理與其說是「排外」，倒不如說是「懼外」。自疫情後，東京、大阪等地的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影響了日本人本身的自住需求。
不少日本人將原因歸咎於外國投資者的大量湧入，特別是來自亞洲的新興富裕階層。同時，訪日遊客數量暴增，為日本社會帶來巨大經濟收益的同時，也造成秩序混亂、交通壓力與日常生活的擾動。在今年的黃金周，日媒發現的奇怪現象是：外國遊客一擲千金，日本國民卻省吃儉用。
不少日本人也表達了對外國遊客可以輕易取得日本駕駛執照和長期居留權的不滿，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特權。一種「懼外」心理和情緒，在日常生活的諸多細節中不斷累積，最終在本次參議院選舉中一舉總爆發。
外國人湧入激發日人「懼外」心理
然而，這種反彈心理雖可理解，對日本人來說是某種矯枉過正。但是，糾正幅度如果持續放大，就可能走向狹隘的排外主義，引起了日本主流媒體的廣泛警覺。從「外國人要遵守日本規矩」滑向「日本人優先」的排斥邏輯，只在一念之間。日本的「歸化」制度原本就設有極高門檻，強調的是放棄原有國籍、接受日本人主流族群的強勢規範，遠非美式移民觀念那樣具備開放性與多元性。
事實上，日本社會的矛盾之處在於：一方面深知人口減少、老齡化加劇，急須引進外勞補充；另一方面卻對移民的開放心存抗拒，仍以「短期勞動力使用」為主要邏輯。(數年前一位研究產業政策的日本教授曾告訴筆者：有日本的公司社長表示，寧願花成本研究機械人自動化配膳，也不願意大量引進外國勞工)。這種「只要勞力，不要移民」的思維，造成了不少來日外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狀態，也削弱了「共生」的社會基礎。
長遠來看，這場關於「日本人優先」的風潮需要深入的社會討論。「外國人共生對策本部」的背後，只是折射出一種中央集權式的外國人管理思維。這種由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不僅旨在整合全國各地「管理外國人」，更顯露出日本政府面對外來人口時，傾向以控制、規範、整齊劃一的方式來維持秩序，而非以美式的「多元共存」理念為基底。這種設想本身，就已預設了「我們」和「他們」的界限，外國人是「需要被管理」的對象。
有日本社會學者指出：日本確實需要在教育、生活指南、語言輔導等層面建立起適用於外國人的「體系」，幫助外來者更好地理解並融入日本社會中諸多成文和「不成文」的細微行為規範(例如坐地鐵不可打電話和大聲喧嘩、在地鐵看報紙要把報紙摺疊以免影響鄰座等等)。
另一方面，日本社會自身也需要反思其某些「理所當然」的「常識」(日語：?????)是否過於封閉和繁瑣，是否阻礙了和外部世界的真正意義上的交流與合作。就在數月前，當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要趕走哈佛大學留學生的時候，日本的大學爭相表態願意接受這批國際菁英。試想，日本如果繼續推行封閉的外國人政策，國際高端人才又怎會選擇日本作為創業的新起點呢？
應思考平衡文化主體性和包容開放
對外國人而言，來日生活也不應只是享受日本社會的福利，而更應帶有一種「學習者」的姿態，避免以母國文化為中心自以為是。真正的「共生」是雙向的理解與妥協，而不是一方的文化強加於另一方的僵化思維。「日本人優先」的口號並非不可理解，但若作為右派政治動員工具被濫用，難免引發日本社會進一步的分裂和對立。
本次選舉浮現出「日本人優先」的政治口號，背後反映出日本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層的心理變化。一方面，這是對日益增加的外國人存在的反應；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國家在當前本國優先主義浪潮下試圖重申身分認同邊界的掙扎。如何在保持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構建開放包容的社會，是2020年代日本無法迴避的新課題。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學術院國際教養學部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弗里曼·史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訪問學者 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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