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張思之口述的回憶錄《行者思之》今年5月出版。書中包括大量當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簡稱兩案)審判的細節，張思之在其中檢討了這個當年全國矚目的審判，當中種種不合法治的謬誤，並檢討自己的辦案方式。作為辯護小組長，他曾起草文件主張，若被告要求握手，要堅決拒絕，因為「階級立場要鮮明」。 被告與律師對立 「是種謬誤」 書中回憶，開審之前，司法部就明確「起訴事實不能動」，因為是經過黨組織多年調查，罪證確鑿，同時明確「罪名不能動」，因為反革命是「千真萬確」。司法部指，律師只能以「認罪態度較好」為由，要求從輕判處。書中指出，該案法庭當時擺設也很特別，台上法官、檢察官分坐兩邊，律師在側面。當時，因為檢察院、法院都「代表國家」，應平起平坐。 在這種氛圍下，張思之作為「兩案辯護小組組長」，指定了律師會見時的注意事項，包括若被告要握手，要堅決拒絕，以表明「階級立場要鮮明」。他反省道，當時把被告人放在律師的對立面，是一種「謬誤」。 書中還記錄了當年不少這類「謬誤」。為主犯之一的陳伯達辯護的是北大的法學教授甘雨霈，由於太怕犯政治錯誤，甘一上庭就對陳伯達連訓帶斥，成為「第二公訴人」。被指出不妥時，甘又十分懼怕地說：「我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我對不起黨。」 後悔圖助法院向當事人套料 書中也包含張思之對自己的反省。他憶述，在為「林彪黨羽」海軍前政委李作鵬辯護時，法庭庭長曾要求他去打探李作鵬寫好的「最後陳述」內容。張與同事見李時，李特意氣他們說，那份陳述「縫到棉襖裏了。誰也拿不走！」張在書中反思，當年試圖從當事人手中套資料交給法院的企圖，是其律師生涯的「最大敗筆」。 1995年異見人士魏京生被指「陰謀顛覆政府罪」再度被判刑，其「在北京籌辦中日韓現代美術展」成為罪證之一，官方指展覽是旨在「形成同情並與民運相協調的力量」。審判後，張獲得一份文章，指魏自小愛好藝術，還在展覽中叮囑勿用自己名字。張後悔開庭前沒有機會查清，未能對控方指控針鋒相對，對此「無法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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