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1970至90年代，傳媒手執俗稱「999機」的無線電接收器，收聽警區警察匯報突發事件後趕赴現場，不時較警察更早到場拍下相片，千禧年後警隊將通訊系統數碼化，「此景不在」。前《新晚報》記者黃嘉倫說，單單葉繼歡槍傷卧地一幕，就近距離攝下等同五六筒菲林的相片，警員雖偶有勸阻，但總會在尊重公眾知情權及新聞自由下「讓路」，亦不會無故大規模封鎖現場；前亞視記者周洪祥則笑言「當時警察也未必信得過」，亦不乏「鬥智」的情景。 周洪祥指出，那年代的「999機」內容未必清晰，記者不時要再「摸門」確定現場位置。他稱，有時在現場詢問警察確認時，「明明就是那裏，偏要說是另一地方」，他嘗過好幾次類似經驗後，決定與行家合作，「鎖定範圍分組到各可疑現場，極速拍攝後各人再交換」，以確保萬無一失。 但他坦言突發記者亦需警察在現場「保護」，他道出行內有個普遍做法，着行家面對涉及「黃賭毒」案件，警察不在場時不得表露記者身分，亦要在警察離開現場前走，「因為怕被人打」。 黃嘉倫說，那年代警察公共關係科(PPRB)的角色並不關鍵，在「999機」下，記者不時現場直擊警隊拚命奮勇破案的神態，「現時安排警察事後擺pose影相，遠不及那時的真實及觸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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