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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勇戰為「六四」事件後唯一被內地判刑的香港人學生領袖,學運後在上海被拘押1年。上圖為他1990年6月獲釋返港後會見新聞界。姚現與家人定居美國,下圖為其近年的家庭照。(資料圖片/姚勇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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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明報]

 
中國
 姚勇戰憶1989年在滬學運
「重來一次未必參與」

姚文田的獨子、在「六四」事件中唯一被捕的香港學生姚勇戰上月接受本報電話專訪時表示,1980年代的大學生和民眾,對社會充滿希望,相信明天會更好才會上街示威,當大家對政府絕望了,或者認為政府會武力鎮壓的話,是不會上街的。回首25年前,姚勇戰坦言,假如歷史讓他重新選擇一次的話,自己未必會參加學運。

明報記者

復旦求學投學運 雙親規勸不果

姚勇戰生在上海,是家中獨子,1982年隨父母來港定居,1988年入讀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管理系,翌年學運爆發,他當選上海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那個時候19歲,年紀輕,考慮的問題不是很多,看到社會上發生了一些事情,感到不公平,就會站起來說」,姚在電話中對本報說,當時他在上海,父母在香港,「他們管不住我」,他笑言,父母對學運的口號大致支持,只是不希望「不好的事情」發生在兒子身上,「我母親來過上海,那個時候勸過我,但是她來的時間很短,她還要工作,她走了我又繼續」。

囚1年即回港 自感「非常幸運」

姚勇戰坦承,當時並不知道參與學運有多大風險,也不知道可能面臨長時間的囚禁。「我能夠只坐一年監獄就出來,回到香港,其實已經是非常非常幸運的了」。他現時在美國工作,與妻子育有3個孩子,「你問我如果可以選擇會不會再參加學運,我剛才第一個想到的是,我的妻子怎麼辦?我的3個孩子怎麼辦?所以我恐怕不會參加了。」

讚當年學生有理想有責任感

八九民運已過去25年,姚勇戰說,1980年代的中國是「上世紀後半葉最好的中國」。當時的人們較單純,大學生也抱有理想主義情懷,對社會有責任感。他指出,當時的民眾其實對國家有希望,相信「明天會更好」,所以才會上街,「如果民眾對政府絕望了,上街也解決不了問題,那麼就不會上街;如果民眾對政府是仇恨的,或者知道政府動輒會使用武力的,那也不敢上街」。

至於未來中國會否再發生同類事件,姚勇戰認為現時內地有不少群體事件,但多數是與生活、直接利益有關,而非像八九時為理念上街。「很難說,人心在『六四』剛過的時候的確是很怕的,但新一代人又出來了」,他解釋,當年他們參加學運是因為未經歷過文革,所以「不怕」,新一代人未經歷過「六四」,所以也「不怕」,「中國現在社會矛盾很多,很難說會發生什麼事情。」

相信這代中國人會看到民主化

「我對中國是有希望的」,姚勇戰強調,是「中國」而不是「中共」,他相信他這一代人能看到中國民主化。「中共再強強不過蘇共吧,蘇共都已經垮了,她(中共)能堅持多久呢?」他相信,中國最終會從內部慢慢變化,「連阿富汗都已經實現了民主,這種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都實現了民主,中共還說中國人的質素達不到,中國人吞不下這口氣啊」。

中國政府每到「六四」紀念日,都會重複「中國政府對這場政治風波早有明確結論,中國在過去20年來,經濟社會取得重大發展,中國人民享有廣泛的自由和權利」的發言,姚勇戰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天經地義,「現在互聯網這麼普及,iPad、iPod進入到每一個家庭,這是人類的科技進步,科技進步會帶來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天經地義的,誰都不能拿這個credit(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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