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興區一場大火後，官方強勢清理外地「低端人口」引起輿論譁然。這背後凸顯中國大陸戶口遷移政策改革仍遲緩，實施近60年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後遺症猶存。

隨著中國日益現代化，外地人到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謀生已成潮流。面對房價高漲，低收入族群大多只能在郊區的城鄉接合部居住。就算是白領階級，只要沒有落戶，在市中心購屋也是難以實現的夢想。

外地人口在大都會的弱勢地位，源於中國大陸1958年頒布「戶口登記條例」後正式實施的戶籍制度。這項措施著眼於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模式」就此在中國大陸發展。

此後近30年，這項制度限制城市間人口自由流動與中國境內自由遷徙，造成城市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收入分配嚴重失衡，間接限制了階級流動的可能性。

這是因為戶口與福利、就學與就業機會直接掛鉤。

一般來說，城市戶口或非農業戶口享有比其他身分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充足的就學與就業機會。但在計劃經濟環境下，戶口猶如變相的階級制度，無法因從事的職業而改變，也使得許多來自農村的居民即使在城市工作，也無法取得非農業戶口。

直到改革開放後，部分大城市才逐步放寬戶籍管理政策。到了2014年7月，中國國務院公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要求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各地才加緊推動戶籍制度改革。

2016年9月，北京市公布「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宣布將取消北京地區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區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

北京是中國最後一個宣布相關措施的特大型城市。

在此之前，許多大中城市已降低落戶門檻，放寬「暫住證」轉為「居住證」的限制。一線城市則相繼建立「積分落戶制度」，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的管道。不過，戶籍制度的保留與取消仍引起諸多辯論。

保留派主張，中國人口龐大，貧富差距無可避免，必須控制人口流動，防止貧困人口大量湧向城市；取消派則認為，原有戶籍制度阻礙城市發展、農業現代化，限制遷徙自由，導致人才無法自由流動。

從北京市這次逼走「低端人口」引起輿論撻伐可看出，即使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本地與外地、城市與鄉村的分野仍無比巨大。

北京市運動式的強硬驅離，只是將這批人口製造的「安全隱患」趕到其他地方。控制人口成長之餘加強自身公共服務與保障體系，或許才是長遠之計。若能如此，中國才能真正擺脫城鄉二元的計劃經濟枷鎖，邁入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