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兩個非洲阿拉伯國家在不足1個月內先後變天，過程令人回想起2010年至2011年「阿拉伯之春」時的突尼斯和埃及，西方傳媒更紛紛描繪為「阿拉伯之春2.0」。 《金融時報》引述專家的長年警告，指促成8年前革命的問題根源，阿拉伯各國並未正視，區內專制統治者仍依賴「以油元資助國家補貼換取有限政治自由」，但在赤字增加、國債颷升和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口下，這種「社會契約」漸見磨蝕。 經濟低迷下年輕人尋求社會公義 《金融時報》指出，在經濟不景下，食物、能源和燃料的補貼紛紛被削減，推高生活成本。同時年輕人失業率急升，阿拉伯世界的數字堪稱全球最高，15至24歲的失業率高達30%。結果在最小的政治自由下，民眾還被要求作出更多的犧牲，這意味着受教育更好、資訊更充足的阿拉伯新一代更熱切尋求更公正的制度和更好的經濟前景，而這正是約旦、摩洛哥、埃及以至突尼斯等近年大小不一的示威背後的不穩定環境。 至於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軍方雖「順應民意」踢走專制總統，但如果他們未能做到真正回應民眾要求，只求保住其備受鄙視的政權，他們只會將問題累積到未來再爆發。 以色列《國土報》記者巴雷爾(Zvi Bar'el)則指，現時北非各國的混亂情况也有很多不同之處，例如阿爾及利亞本身是由軍事和經濟精英運作的體制化及多黨制國家，這些軍方逼走布特弗列卡，正是為了避免跟公眾衝突，令精英保住權力，未來的改變都會在軍方和傳統權力中心的關注眼光下進行，但有了導致20萬人喪生的殘酷內戰歷史，阿爾及利亞應該不會重演利比亞般的崩潰。蘇丹亦有不同故事，其結局依然成謎，該國如今由軍人掌控，按以往經驗看，軍方不會急於推行民主措施來還政於民。(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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