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學者談倫理爭議:受訪者未准 再精彩片段都應捨 魏時煜：導演受訪者如戀愛 互相尊重
【明報專訊】近日兩部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及《KJ音樂人生》引發紀錄片倫理爭議，資深紀錄片導演魏時煜接受本報專訪時說，個人認為若紀錄片中拍攝對象不同意被拍，就算片段再精彩也不應使用，更不應偷拍。她不願評論兩套爭議電影，但引用中國獨立紀錄片「教父」司徒兆敦說法，「電影就是一部電影而已，不要覺得電影是大過人生」。
在城大創意媒體學院任教紀錄片的魏時煜說，近期風波的確引起部分導演及學生擔心影響紀錄片生態。但魏時煜說香港曾因商業電影「過度發達」、紀錄片文化薄弱，過去在業內引發爭議的影片，如內地紀錄片《麥收》，因沒有商業公映，相關討論無法進入公眾視野。她認為今次事件有助引起大眾反思紀錄片，寄語同業不用灰心。
日名導小川紳介紀錄抗爭
有農民不欲曝光 最後删片
曾拍攝多套紀錄長片並得獎的魏時煜指出，紀錄片很考驗導演小心選取受訪者，及耐心做好溝通，以老師司徒兆敦的比喻，兩者不止結婚，而是一段「戀愛關係」，講求雙方互相尊重，「陪對方度過人生一段時間」。魏與彭小蓮共同執導的《紅日風暴》訪問了20多名作家，準備過程中看了他們300多部著作。
魏時煜指受訪者看過紀錄片製成品沒有異議或修改錯誤，然後才播出。她舉例說，日本名導小川紳介花10年時間拍攝「三里塚」系列，記錄日本當年興建成田機場時農民的抗爭及農業文化消失，雖然小川與村內農民關係很好，還是有農民經游說後不想出現在紀錄片裏，最終他剪掉相關片段。
浸大教授：受訪者長大改變意願 可加註釋
至於未成年對象，她說，若拍攝對象當年不是自己簽約，成年後不同意播出，拍攝團隊雖未必要負法律責任，基於最高操守，則應修改內容或推遲放映，或待一段時候再與對方商量。她承認拍攝未成年人的紀錄片處理有難度，因通常由父母或學校簽約，不一定代表兒童的看法，但至少要給對方看過成品，「如果有任何地方他特別不舒服，就拿掉，沒有什麼好商量的」。
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榮休教授Ian Aitken認為，面對未成年受訪者，關鍵是導演與受訪者之間的獨立，雖然導演與受訪者如果來自同一背景可能較有經驗處理，但認為整體而言弊大於利，選擇另一無關係的受訪者會較好。他也認同若未成年人長大後不希望在紀錄片出現，導演應尊重其意願刪去片段，又或即使保留片段，但至少要加入註釋，說明受訪者「對當時看法感後悔，現已改變看法」。
紀錄片拍攝及籌備往往以年計，魏時煜形容紀錄片導演很多時候本身就是「弱勢、邊緣人群」，他們的拍攝通常是為了某種理想，而不是為了名利，「因為很多時候看不到前景，根本不知道自己片子能不能進戲院、能不能出來，甚至能不能做完、有沒有資金做後期製作。紀錄片導演是值得同情和支持的，即使影片成功，他拿到什麼好處？反正我沒有見過大富大貴的紀錄片導演」。
明報記者 林勵
牛肉刀劫老婦 匪遇頑抗事敗 刀傷己手 逃200米就擒
【明報專訊】六旬婦昨早途經大埔舊墟遊樂場時，遭持牛肉刀的獨行匪徒推跌強搶財物，婦人奮力反抗，驚動路人，刀匪疑事敗逃走時遭自己的刀割傷手腕。警... 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