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流產政變無疑令人聯想到土耳其軍方干政的歷史。土耳其軍方一向自居守護國父凱末爾的世俗西化路線，不惜發動政變打壓推動伊斯蘭化政策的民選政府，其中在1997年，時任伊斯坦布爾市長的埃爾多安亦受餘波所累入獄。 埃爾多安出獄後在帶領自己有份建立的正義與發展黨(AKP)上台，2003年起出任總理，任內成功遏抑通脹，大幅改善國內經濟，民望因而居高不下，這也是他後來敢與軍方叫陣的基礎。 履行入歐盟條件 軍方勢力削 埃爾多安在2010年起開始以追究政變陰謀為名正面挑戰軍方，並以翌年總司令科尚內爾(I??k Ko?aner)等多名軍方最高層決定提前退休告終。這場勝利並非一蹴即就，土耳其軍方在千禧年後為履行加入歐盟的條件，逐漸退出政治前台，也是令埃氏得以藉此逐步削弱軍方影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加強集權 即拿法官開刀 可是埃爾多安鬥贏軍方後，近年逐漸露出專制色彩，引起國內外強烈爭議。他重新推動禁酒令等伊斯蘭化政策，世俗派民眾對此不滿，是引發2013年塔克西姆廣場和加濟公園大示威的遠因之一。他又嘗試加強集權，尋求修憲轉行美式總統制，以繞過黨內對總理任期的限制來延續權力，為此不惜與曾助自己打倒軍方的居倫派系反目成仇。與此同時，他還展開外交和軍事冒險，介入敘利亞內戰，卻引來難民湧入和恐襲反噬的惡果。 面對內憂外患，埃爾多安選擇重新與軍方合作，不惜放棄自己主導與庫爾德族的和談，同時加強軍方權限以對付庫族民兵。美國智庫中東研究所(MEI)土耳其研究主管托爾(Gonül Tol)5月在《外交事務》網站撰文，便警告埃氏此舉或引來政變的反效果。 不過，從這兩日的事態發展可見，政變根本缺乏「人和」，也許只是土國軍方干政傳統的迴光反照。綜合智庫Stratfor和中東研究專家科爾(Juan Cole)的初步觀察，反政變民眾很快就無視叛軍的宵禁令上街，當中不少人並非埃氏支持者，只因捍衛民主走出來；就連反對派一面倒反對政變，親庫族政黨也不例外；軍方內部派系傾軋，參與政變者人數不足以控制大局，而今次政變部署不周，既未能控制政府或國會高層人員，也不懂封殺互聯網，讓埃爾多安有機會借社交媒體號召民眾上街，可見其盤算欠周詳。可是政變失敗不一定意味土耳其民主制度就此安全。令人憂慮的是，埃氏昨日明言會清洗軍方的反叛勢力，有望藉此鞏固軍權，其第一刀卻指向據稱居倫影響力最大的司法界，全國逾2700名法官被免職，近200法院職員面臨被捕。不少分析擔心，埃爾多安會藉着追究政變來清算政敵和加強集權。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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