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主審萬錦市越南華裔女子珍妮花潘(Jennifer Pan)被控串謀買兇殺母及殺父未遂案的法官鮑斯威爾(C. Boswell)，從昨日上午起開始對陪審團進行引導，指引他們定罪的原則、如何分辨證據和事實、什麼是直接證據和環境證據等等方面。鮑斯威爾法官的引導可能要持續到下周二，完結之後陪審團才可退庭商議本案的裁決。
法官引導陪審團料至下周二
此次審訊從今年3月20日正式開始，控辯雙方傳召了多名證人，提供了大量的物證。同樣的證物，控辯雙方都能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釋；而本案的受害人潘漢輝，原本是最有力和最可信的證人，但因為事發時沒戴眼鏡且心情緊張激動，兼且疑犯的衣著遮蓋了面容，因此難以從多名疑犯中，認出兇徒，因此法官需要仔細地教導陪審團如何處理這些證據。
「首先，如果陪審團認為證據不能證明這4名被告，珍妮花、黃志光(Daniel Wong﹐音譯)、克勞福德(Lenford Crawford)和馬瓦加南(David Mylvaganam)有罪，那就要宣布他們的一級謀殺罪名和企圖謀殺罪名不成立。」
其次，陪審團要證據和事實，以及區分直接證據和環境證據。第三，控辯雙方引用的手機通話和短訊紀錄佔有很大比重，大家要根據常識來判斷這些證據能否採信。第四，控辯雙方所提出的各名被告的作案動機、在案件中的參與程度等，都要建立在無合理懷疑的基礎上。第五，如何從證據篩選成事實，然後再跟進事實來作出結論。
「雙方在法庭上都提到，珍妮花長期對父母撒謊，黃志光和克勞福德一直從事毒品交易，馬瓦加南有渠道可獲得槍械等情況，不能作為證明他們是兇手的直接證據。」
鮑斯威爾法官又進一步地講解證據與事實的區別。「證據是你們在法庭上聽到和看到的，而事實則是你們相信的確存在並且可以作為判決依據的。」
他又向陪審團指出，證人證詞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也有區別。有的證人是問心無愧地說出他所知道的情況，但這些情況是否可靠，是否毫無疑點地可以作為事實，則需要進一步考量。
法官舉例解釋環境證據
「舉例來說，有一個人養了一隻貓，他早晨出門上班前，在貓吃食的盤子裏放滿了貓糧。等他下班回來，貓糧已經被一掃而光，那我們是不是就能據此斷定，這些貓糧都是被那個人養的貓吃掉了呢？未必，還要排除掉很多其他的情況。這就是環境證據。」
「再舉一個例子。那個人養的貓是兩隻，還是出門前放滿了貓糧，回來之後貓糧都沒了。就算我們假定是那兩隻貓吃的，但我們無法知道，是一隻貓吃了所有的貓糧，還是兩雙貓都吃了。這樣的內情，我們不能用猜測的方式作出結論。」
對於警方通過盤問珍妮花潘而得到的供詞，警察是否採取了壓迫式的取證方法，陪審團也應謹慎考慮。「如果證人此次在法庭上的作供，與其之前接受警方盤問時的回答有出入，則以堂上的證供為準。」
法官指出，被告珍妮花受憲法保護，原本無需上庭作供，但她主動提出作證，還請陪審團依據常識和事件的背景，對她的證詞可信度進行判斷，以決定哪些可以作為事實來接納。
「她之前在接受警方盤問時，聲稱匪徒一進門就將她捆綁起來押下樓，而她在庭上作供時，又聲稱她是被歹徒從樓下再押送上來之後，才被匪徒用鞋帶捆綁在樓梯欄杆處。類似於這樣的不一致，還請陪審團慎重考慮。」
同樣被法官指出證供有矛盾的是黃志光。他在被警方盤問時，否認在2010年11月8日案發當日，與珍妮花有過任何通話。而手機通話紀錄卻顯示，那天他們通話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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