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925年的蔡松英婆婆(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香港被日軍攻陷時，她只有17歲，正值少女的花樣年華，卻毅然投身抗日戰爭，離開家庭深入荒蕪的新界鄉郊，組織村民建立游擊隊做「敵後工作」，抵抗日軍，她多次與死亡擦身而過。經歷了既驚險又艱苦的日子，時至今天她仍然說，對參加游擊隊的選擇是「無悔無憾」。明報記者 李泉
今年90歲的蔡松英婆婆日前在廣州一間醫院裏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早在12歲時，蔡松英即組建了「螞蟻兒童合唱團」並自任團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港九各地演唱抗戰歌曲和抗戰話劇。當時劇團有近20人，其中兩個特殊的女子，就是蔡松英和她的親戚梁雪英，她倆志同道合，情同姊妹，被稱「抗日姊妹花」。香港淪陷後，兩人一起參加了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西貢、沙頭角、鹿頸村等地活動。
日軍機炸港
蔡婆婆中四輟學
蔡松英憶述，淪陷前香港的抗日氣氛已很濃厚，經常會有救亡活動，如號召「一碗飯運動」(見另稿)和抵制日貨等。1941年12月，正讀中四的蔡松英見證了日軍入侵香港的過程，「12月8日那天早上7點多鐘，日軍飛機便來轟炸，在當天早上的學校例行周會上，老師說，『你們今日聽到的轟炸聲不是防空演習，是日軍轟炸香港，我們的學校只能停課，什麼時候復課，到時再通知你們。』」。自此之後，蔡松英再未返回課堂。
淪陷後3條路
「我選擇『鬥』」
香港淪陷後，擺在蔡婆婆面前有3條路可走﹕一是留，二是走，三是鬥。留，就是留在已被日本侵略軍佔領的香港。走，就是走到日本侵略軍未侵佔的地方去。她最後選擇了「鬥」，就是參加抗日武裝鬥爭，把日本侵略軍趕出中國，趕出香港，子孫後代才有安寧之日。蔡松英說﹕「我很明白，我選擇了『鬥』這條路，會有很多困難，要付出很多，甚至犧牲性命，當時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態去行這條路的。」
1942年3月，剛剛17歲的蔡松英離家出走，參加了香港的抗日游擊隊，即後來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負責民運(即民眾宣導)工作，在香港新界發動和組織民眾，配合游擊隊的抗日鬥爭。在參加游擊隊的次年，她就經歷了日軍攻陷香港後震驚全港的「三三事件」。1943年3月3日發生的「三三事件」是東江縱隊在香港遇到的一大重挫，當日，日軍掃蕩到新界沙頭角老隆田晏台山時，與港九大隊遭遇，曾任教師的港九大隊宣傳幹事陳冠時為掩護戰友突圍，不幸負傷被俘。兩個多月後，陳被日軍斬首示眾，犧牲時年僅21歲。
最危急關頭
扮客家妹蒙混過關
蔡婆婆說事件是因「有叛徒出賣」，「日本人到新界的鹿頸村來捉我們」。她當時正在鹿頸村，那是她曾遇到的最危急關頭，幸好她扮成「客家妹」蒙混過去。但怕連累村民，他們被迫離開。她說當時為了躲避日本兵追捕，要「過三關」，開始學講客家話、打赤腳扮本地人；上山割草；在無燈無火把的山上露營。
抗戰勝利後東江縱隊主力北撤，蔡松英又轉到東江地區的中共「粵贛湘邊縱隊」參加了國共內戰。蔡松英後來先後在廣州統戰部、外事辦任職，離休後才返港定居。因病在廣州留醫的蔡婆婆接受本報專訪時，感慨地說﹕「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在香港讀書，是個香港女。回頭看看我的腳印，雖然經歷了既驚險又艱苦的日子，但對參加抗日的選擇，我是無悔無憾的。」
黃婆婆：榖物藏手槍
險遇日軍搜查
深圳白石龍村，曾是東江縱隊羊台山根據地的中心，村內的黃忠元婆婆也曾是東江縱隊的情報員，當時被稱為「小鬼」。現年96歲的黃婆婆憶述，當時自己只有20多歲。在香港文化人士大營救時期，為了幫游擊隊送槍，一次還險些被日本人捉住，「捉住了就是死路一條」。黃婆婆說，那次自己擔了一擔榖，內藏兩支手槍，要送往東門，結果在蔡屋圍遇到日軍崗哨搜查，後來在兩名游擊隊員掩護下才得以脫險，她說當時拚命地跑上山，至今想來還心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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