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劉曉波好友、異見作家野渡日前談起劉曉波時多次哽咽，他說，劉曉波將八九民運精神守護至今，他要求民主、自由、憲政等理念，成為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堅持。劉曉波亦是1989年後異見知識分子至今的領袖，團結體制內外的力量，無人能夠超越。
曾幻想黨國改革 後成政治反對者
「劉曉波知道自己獲得諾獎以後說﹕『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這就表明了他對自己的鮮明定位。」野渡接受本報訪問說，八九民運是劉曉波的起點，但這場運動本身有其局限，「還是對黨國有幻想，幻想能夠通過改良去除弊端，雖然說後期有政治反對的因素，但是整個運動不能把它當作是政治反對的運動來看待」。後來劉曉波自己也超越了這一點，他成立獨立中文筆會、起草《零八憲章》，使自己成為一個政治反對者。
以批判出道 入獄後變寬容
1990年代，劉曉波曾提出「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即不再指望黨國改良，而是期待民間社會積累、成長，最終達到當局不得不顧慮的程度。野渡說，劉曉波利用自己與體制內外知識分子都有良好關係的優勢，以他自己為中心點，構建了八九民運後的民間反對陣營。「你看看《零八憲章》首批簽署的303人就知道，是包含了體制內外的高級知識分子和草根階層的一個異議陣營。」
野渡認為，劉曉波之所以能有說服力、成為領袖，除了本身的堅持，還有他的人格魅力、學識和思想，「他80年代是以黑馬的姿態出現的，批判一切、否定一切，但是後期接觸的他完全不一樣了」，野渡形容劉曉波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坐牢的經歷使他變得寬容、溫和，沒有鋒芒，因而能夠求同存異，與保守派和激烈反對陣營都能交朋友。
「我沒有敵人」源自文革經歷
但野渡承認，劉曉波也有他自己的局限，在文革時曾經下鄉做知青「插隊」(加入農村生產隊)，認為不能舉着理想的旗幟、以革命的名義去損害不同個體，從而損害整個社會，即使民主革命亦同樣要警惕，這就是「我沒有敵人」論的由來。
未料保守趨勢 願為妻出國
劉曉波亦沒有意識到新極權社會的來臨，如當局對維權律師團體的主動出擊打壓，以前只是個案式處理，不會大範圍掃蕩，他沒有想到體制全面走向保守化，民間社會已無漸進的可能，「當然，他沒有見到習近平(的時代)，不能怪他。他其實也想不到當局會對(妻子)劉霞這樣，所以他3月第一次知道劉霞被軟禁到患上抑鬱之後，就轉變了自己要在國內服完刑期的決定，而同意和劉霞一起出國」。
內地禁出國 料「防說政治遺言」
野渡認為，當局不斷拖延劉曉波出國求醫，是防止他在國外說出政治遺言，但劉曉波若在國內逝世、每年生辰死忌清明都有人去墓地拜祭，同樣會對當局造成衝擊，後患無窮。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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