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勝利70周年之際，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卻自視為日本人、大談二戰台灣人「身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被台灣人學者視為台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發作，台灣變成國際笑柄。台灣當前政治人物都患有不同類型「心理病」，無法面對兩岸政治現實。童清峰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新書《新．台灣的主張》之中，形容自己是「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後更投書日本媒體《Voice》，大談二戰期間的台灣人「身為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引人側目，被學者視為台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發作。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結。道地台灣人、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黃光國相信，「志願士兵的台灣青年」是李登輝的「本音」(真心話)，但黃光國更指出，二次大戰開始，台灣人並沒有資格當真正的「日本兵」，只能當「軍屬」或「軍伕」到各地協助日軍作戰，一直到1942年後，太平洋戰爭情勢逆轉，日本才開始在台灣徵「志願兵」。
所謂「軍伕」，是擔任炊事、衛生、搬運「兵站物品」等後勤工作，而「軍屬」則大多為中學校畢業生，擔任通譯、調查工作，根據日本厚生省記載，從1937到1945年間，台灣的8萬，總共20萬；其中3萬多人陣亡，其中也有志願成為日本兵，包括「一心懷抱着為國家挺身作戰、光榮赴死的理想」的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
台灣兵做戰俘監視員
黃光國也在媒體上分析，在台灣志願兵中，有一些人被派到南洋去當「盟軍戰俘營監視員」，到了南洋之後，他們「穿著英挺的日軍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在俘虜營前站衛兵」，命令被日軍俘虜的盟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採銅礦、建機場，在最飢餓的狀態下做苦役」。也會在日本軍官的指揮之下，凌虐戰俘：盟軍在日軍俘虜營中總共有35萬人，每百名俘虜中有27名死亡，是盟軍在德國和意大利戰俘營中死亡率的7倍！
協助罪行的台灣志願兵後來也成為「戰犯」，戰後審判中有173個台籍「日本兵」被起訴，其中26人被判死刑。包括在「於北婆羅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殺及刺殺46名俘虜」，如同作家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中訪談了台灣老兵中提到，「教刺槍術的教練是在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當隊長一聲令下，志願兵就統統用刺刀刺死戰俘。
不只是李登輝，台灣綠營名嘴鄭弘儀也表示當年他父親是日本人，中國抗日是與其父為敵，所以他也主張「照顧其父心情，不要紀念抗戰勝利」。
和日人打架不能打贏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則為文反駁，和鄭弘儀父親同一世代的台南麻豆人林書揚、台中人廖天欣、高雄岡山人陳明忠等，從小也都被教育成日本人，中國就是「外國」，從小要背天皇家譜，跪聽天皇「教育敕語」，但不同的是，林、廖、陳等接受教育後，「發現你可以和日本人打架，但絕不能打贏；你可以認真向學，但絕不會是全班第一名」。
他們也發現「太平洋戰爭」開始，媽祖廟都被封禁，原來，「同樣是人，但台灣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樣的」。也是因為有這些體會剌激，他們都期盼祖國強大，找回自己的國族認同，戰後慶祝台灣光復，也紀念抗戰勝利，內心毫無衝突。
雖然，林書揚、廖天欣、陳明忠後來被蔣政權判重刑，但是，他們卻將政權與國家分開，以身為中國人為豪，期盼中國統一和崛起，如同小說家陳映真也被「外來政權」下獄7年，他更應該仇恨來自中國的國民黨，進而鼓吹台獨。
但林金源形容這位「受害的台灣人」卻認定「中國的統一與進步」才能免除兩岸人民苦難，當外國人士試圖救他，陳家婉拒說：「中國人的事情，還是由中國人自己承擔。」
林金源要強調的是，相對於國族經歷的「大歷史」，個人、家庭等群體都有其「小歷史」，「小歷史」中恩怨情仇有血有肉，但不應「不成比例地」放大，甚至壓倒「大歷史」的大是大非，更不能用以制定「公共政策和國家方向」。
從「被害者」到「恩怨情仇」，連綠營自家也看不下去，這是台灣自我「角色錯亂」，誠如前述台灣人參戰合計20萬人，不管自願和強迫，也只佔1943年總人口693萬人的3％，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就對李登輝的言論加以反駁，他撰文《台灣人不能縱容李登輝的親日史觀》指出，正當日本全力推動「皇民化運動」，鼓勵台灣人改日本姓名、擴建日本神社等等，但台灣人改日本姓名仍然不多，全台灣只有12萬6211人，只佔總人口不到2%。
綠營也批判李登輝
這些改姓名的台灣人，或是因「在殖民政府任職」，或因「有求於殖民政府機關」，對台灣多數基層民眾來說，「台籍日本皇民」其實就是少數「親日高級台灣人」，其中也包括李登輝父親李金龍將李登輝改名「岩里政男」，哥哥李登欽改名「岩里武則」。
據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指出，「岩里」是相當罕見的日本姓，源自一位本事很高、志在掃盪群魔的日本天神，由此可看出李氏家族改為日本皇民的「決心」。但皇民化絕非台灣主流，「多數台灣人既不願改日本姓名成為皇民，也不願投入日本軍參戰」。
李登輝的發言，是把台灣少數人的「台籍日本皇民」史觀，擴大並渲染成多數台灣人的歷史處境，郭正亮文中分析，當時台灣人只有三種歷史選擇：「一，自願改為台籍日本皇民的『親日派』；二、徹底與日本殖民決裂，投入抗日戰場的『親中派』；三、推動自治改革運動，抵抗日本殖民壓迫的『本土派』。」
被殖民者同情殖民者
而二次大戰後的歷史正義問題，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就通過《反殖民地宣言》，認為殖民主義「阻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早已成為亞洲各國對待日本殖民的反省基調，郭正亮描述，台灣卻是亞洲唯一例外，淪為「被殖民者同情殖民統治」、「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國際笑柄。
「我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亞細亞孤兒』。」台大教授黃光國表示，他的父親黃子正被日本人從台灣送到大陸東北滿洲國，成為「末代皇帝的台灣御醫」，也導致一家人不幸際遇，但是當前政治人物都患有不同類型的「心理疾病」，無法面對兩岸的政治現實。特別在抗日70年紀念期間陸續發作，也讓人對台灣前途不免充滿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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