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我不止一次被這樣問到﹕「這一次，你的感受有何不同？」
上一次來這個城市，是九年前了。在香格里拉飯店的宴會廳，《福布斯》雜誌在此頒發它第一個「亞洲商業人物的終身成就獎」。來自北京、東京、馬尼拉、香港、雅加達、吉隆坡、班加羅爾與迪拜的商人們濟濟一堂，構成了一個鬆散的亞洲，不知他們是否會同意那風靡一時的「亞洲價值觀」的存在。
李嘉誠是獲獎者，這是個無可爭議的選擇。他上演了從一個小工廠主躍升到亞洲首富的戲劇，代表了亞洲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巨大的經濟增長與財富積累。他也折射了海外華人的命運，因避戰禍從潮州逃離到香港，在這個夾於英國與中國之間的城市開始了意外的旅程。當他站在舞台上，接受獎項，他更像個謹慎的老派中國君子，發言簡短、謙遜。
但高潮一刻是李光耀的出場。他身板挺直，有一種旁若無人的自足，渾身散發著一種智力與經驗上的優越感。不由得讓人想起基辛格對於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的勸慰之詞：「起碼，他沒有當你是蠢蛋。」但他坐下後，身形闊大的《福布斯》的出版人開始提問，態度恭敬，如一個虔誠學生。多年來，李光耀的確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他正是柏拉圖筆下的「哲人王」，是治理一個城邦的最佳人選。他不僅將一個毫無希望的熱帶小國帶入經濟最發達國家之列，而他的洞見也遠超這狹小的六百四十平方公里，延續的歲月則更是綿長，從美國總統、日本首相到中國的總書記，都樂於傾聽他對地緣政治、經濟發展、國家治理的建議。
在九年前的短暫行程中，我對這城市充滿偏見。那些高樓給我一種壓迫感，一切過分整潔與富有秩序，無處不在的炎熱與潮濕與無處不在的空調，似乎讓人的感受陷入感受力的停滯。只是在牛車水的街邊排檔喝虎牌啤酒時，我感到一絲暢快。
我猜，這種感受與我剛剛讀過的Ian Buruma的文章有關，這位荷蘭作家稱新加坡像是一個主題公園，異議的聲音被嚴密、有效的清除，人們在繁榮與富足中過著不健全的生活，所有的問題都被簡化成技術性的問題。而李光耀，這位劍橋的優等生、又愛談儒家理念的新加坡建國之父將英國殖民者的威權統治與中國傳統的專制精神，結合到一起。他那套「亞洲價值觀」聽起來不過像是權力壟斷者的混亂自辯之詞。他創造的那個繁榮的新加坡，也是個無聊、沉悶的社會，生活的多樣性與個人自主性被極大地壓抑。
但九年前，這些感受都是書面上的，甚至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同樣來自一個威權系統，我對於被壓制的個人自由分外敏感，也對於用個人自由來交換物質舒適的交易熟悉，也更為憤慨。
而這一次到來，我則更真實的感受到「恐懼」的存在，另一個被壓抑的新加坡聲音的存在。我見到了曾被關押的「政治犯」，他也曾是五十、六十年代激情澎湃的反殖民、爭獨立的一員，他剛出版的回憶錄像是新加坡官方歷史的另一個維度；我遇到了孜孜不倦的「異議聲音」，他看起來像是個溫和的教授，所提的主張，也不過是普遍的原則，卻遭遇著長期的壓制；還有再普通不過的青年人，他們都覺得自己像被罩在一張沉悶的安全之網上……在書店裏，我發現了一本絕妙的小書——《新加坡：被空調化的國家》。一位昔日的《海峽時報》的編輯Cherian Geroge用一種局內人才有的觸感描述了新加坡政府那種全方位的、常常是技藝高超的控制能力，從自然到人的內心，它試圖提供一整套方案。
沒人否認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新加坡故事。但隨著他的離去，一個新的、可能更偉大的新加坡故事才開始。它不再是關於一個「哲人王」的個人奇蹟，而是五百萬新加坡人，都試圖去尋找自己的獨特的故事、建立自身主體性的故事，這其中或許充滿矛盾、衝突、混亂，但這才是人性的本來面目……■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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