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採訪制肘多 不利「加大開放力度」
上周，筆者結束武漢疫情爆發一周年的採訪，與一名朋友小聚，感謝他多次在聯絡被訪者的過程中穿針引線。近年在內地採訪時，經常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而且往往讓人措手不及，如提前約好有關渠道的消息人士，但對方總是對「境外媒體記者」身分存有戒心，大耍太極；遇到有些私交的朋友，不便推脫，則會提出各種附加條件。也有受訪者事後「杯弓蛇影」要求撤稿。一個簡單採訪，往往要「討價還價」半天，有時就算確定的事情，到了採訪當日，還是被消息人士「放飛機」。這種用於準備和採訪所耗費的精力，使人疲憊不堪，無功而返時則更讓人沮喪不已。
官民對港媒有戒心 拒訪「政治正確」
曾幾何時，一些香港媒體在內地民眾眼裏是一扇了解外界的窗口，也是一種秉持公義的象徵。內地不少民眾認為，向香港記者投訴「管用」；但現在港媒卻陷入「相信境外媒體，母豬都會上樹」的尷尬環境之中。雖說仍時有自認受到內地當局不公對待的民眾，偷偷致電香港媒體投訴，可畢竟少之又少。這種雲泥的落差，彷彿一夜之間出現，令人束手無策。拒絕境外媒體採訪彷彿已經成為內地絕大多數官民一種「政治正確」的表現。這也使得在每次重大新聞事件中，境外記者都會遭遇當局或採訪目標質疑或內外有別的對待。
其實內地官民對港媒有戒心，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兩地之間信息不對等，交流不夠造成的。記者曾跟香港一些學者談及兩地交流，對方稱香港公開數據顯示，有200萬人未申領回鄉證，這意味香港700萬人口的城市，有近1/3的人對內地的認知，是通過媒體渠道得到的。而內地社會也同樣認為，境外媒體在抹黑，不可信。元旦這兩日，內地官員在對美問題上發表講話，強調要溝通對話；在兩岸問題上，雙方也有類似的表述。回到境外媒體的問題上，是不是也應該有一個溝通的渠道，否則人為製造信息壁壘，既不利於內地提出的「加大開放力度」，也有礙內地「與國際接軌」。
明報記者 鄭海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