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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曉被捕:自由知識分子大感詫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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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曉作品《半生為人》: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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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大學前理事長薛野: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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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前副總幹事柳建樹: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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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明報]

 
中國
 作家徐曉被捕 知識界陷不確定季節

中國作家徐曉最近被當局帶走關押,原因是「危害國家安全」。事件可能涉及她編輯剛逝世的六四學者陳子明關於憲政的著作,並印刷發放了幾十套。民辦的立人大學負責人薛野、柳建樹也同日被捕,中國知識分子面對不確定的季節。鄒思聰

北京萬聖書園老闆劉蘇里後來推算,作家徐曉是在2014年11月26日中午被帶走的。

在與徐曉的助手反覆回憶、核對時間和線索以後,劉蘇里重現了當時的情況——一群謊稱「來看徐阿姨腳傷的人」在26日中午11時50分敲開徐家大門,於1時20分到30分之間,將徐曉帶離家中。

徐曉助手在上月告訴亞洲週刊,多年來,徐曉都獨自生活和工作。丈夫周郿英在九十年代因病逝世,《永遠的五月》一文便是徐曉紀念亡夫的散文名篇。兒子則常年在美國留學。徐曉現在擔任財新傳媒的首席文化編輯,每日閱稿審稿無數,其腳部腓骨骨折,就是因為於樓梯行走時仍在看稿,不慎跌倒所致。

從26日到28日的兩天內,徐曉的姐姐都無從得知其消息。直到28日,她被派出所告知,徐曉被「預審大隊」帶走,原因是「危害國家安全」。中國法律規定,犯罪嫌疑人被拘捕後,公安機關必須於24小時內通知家屬,但現實往往令人沮喪。

維權律師斯偉江向《亞洲週刊》解釋﹕「法律雖然有這樣的規定,但沒有明確以怎樣的方式通知家屬,所以常常出現的情況是,公安用寄信的方式通知家屬,而且你的住址和戶籍所在地不一致的話,還可能故意寄到你的戶籍地去。」

由於當局並未公布緣由,為何逮捕徐曉成為知識界仍未解開的迷惑,而其擔任民間暑期學校立人大學講師的經歷,成為外界猜測的最大原因——因為在26日當天,擔任過立人大學理事長的薛野、立人前副總幹事柳建樹等人也被逮捕。

對此種猜測,立人大學的創始人李英強感到疑惑。在他看來,徐曉此番繫獄,可能另有緣由,但「具體為何,當局未說,我們也不知」。

徐曉好友、學者熊景明告訴《亞洲週刊》,徐曉此番被捕「應該與立人大學沒有關係,但很可能與前不久逝世的學者陳子明有關。她受委託一手操辦陳子明的葬禮,並且陳子明有一套關於憲政的著作在徐曉手中編輯,徐曉曾把此書印刷了幾十套,在葬禮當日發放」。陳子明是大陸著名學者,曾被當局誣為六四運動的「幕後黑手」,並因此入獄13年之久。

早在1975年,徐曉就被控「反革命」罪名而入獄,原因是「搜集、流傳反動小說、詩詞;搞反動串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攻擊『批林批孔』」。而事實上,共產國家堹S有的「反革命」一罪,直到1997年,才在中國刑法中被更名為「危害國家安全罪」。歷史在近40年後重演,60歲的徐曉因同樣的罪名,被當局逮捕。

青年徐曉與北島等詩人一同創辦《今天》,面對整個黨國結構,因為「從不懷疑中產生了懷疑」,進而開始了意義的追尋。此後數十年,她在職務寫作之餘,開始書寫亡夫周郿英、友人趙一凡、史鐵生、詩人芒克等人,這些在樣板同質化年代娷A活而智慧的不幸個體,終於在2005年結集成為《半生為人》一書。這本書獲得當年《亞洲週刊》十大好書的榜首。

寫出理想主義的情懷

《半生為人》寫出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國知識界的時代氛圍,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美學家高爾泰評價此書為一首憂傷的長詩,其中沒有控訴,沒有譴責,而只是講述了一個個智慧而橫遭不幸的人,終於構成「弱者的勝利」,徐曉在書中寫道,「誰愛得越多,誰就註定是弱者」。

文如其人,徐曉也從來不是高聲批判當局、主張激烈變革的異見分子。也正因此,此次她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當局逮捕,讓諸多自由知識分子大呼詫異,匪夷所思。

作家趙越勝質疑﹕「這麼個文弱女子,一直與詩歌、美文為伍,心中滿是慈悲,眼前皆是好人,最看重的是友誼與愛、正義與真理,怎麼危害到了利維坦(國家)的安全?」

多位與徐曉接近者均表示,徐曉的家人希望此事能{低調處理,因為如果因此觸怒當局,很可能會讓徐曉的處境更加艱難。在受訪中,他們普遍恐懼更大的麻煩會隨之而來。

個性文弱主張溫和

與此同時,在互聯網上為徐曉發聲的知識分子也多遵從一貫以來的傳統——即「跪茬y反」的策略。如劉蘇里等人在微博呼籲時,基本圍繞荇}曉的個人道德以及她溫和的主張。

作家李靜睿則近乎悲絕﹕「我們這些讀讀書寫寫書的人有什麼能耐危害國家?這個國家值得我們去危害嗎?」作家綠妖則說﹕「如果這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60歲老太太都能以涉及『國家安全』罪名刑拘,誰還是安全的?」

這本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早已習慣的抗命方式——用盡可能去政治化的方式呼籲和爭取,以降低敏感度,從而換取當局寬容。然而,這策略在自由知識分子中已不再具有廣泛共識。在此前的浦志強等案件中,這一現象已經初現端倪,到徐曉被捕時,一些知識人已經直言不諱地公開質疑。而在應該如何談論徐曉被捕的問題上,這些質疑甚至演變為互相指責。

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張軍說﹕「你看北京平常大街小巷出租車堻ㄛO高談闊論政治的人。但是一到真正需要冒風險付代價做政治表達和抗爭的時候,基本上就都慫(軟弱)了,遠不如廣州等地,至少近20多年如此。而在上海,基本上大家就直接迴避政治、擁護政策,裝都不裝,直接認慫。」他為此劃分了「帝都(北京)文化VS魔都(上海)文化」,分別代表了「偽政治化的政治化VS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以指出北京文化圈對於徐曉被捕一事,不敢直面當局的政治鎮壓行為。

廣州文化人葉恭默對此響應,他說﹕「每有同道被捕,我看到泛北京文化圈內人的呼籲,大抵是通過憶舊,把對方描繪為一道德楷模,驚呼哀嘆這麼好的人都要抓。政治行動是對權利勇敢的行使和爭取,不敢堂皇贊同因義受難者的主張,直斥迫害的無恥,無疑是在消解正氣和勇敢,強化恐懼和無力感,並不值得稱道…… 」

而曾供職《南方都市報》的著名時評家宋志標則在個人微信公共帳號「舊聞評論」中,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最近有個印象,圈子正在成為某些人士的『消音器』,尤其在北邊那些個圈子文化盛行的人群中。那些進去的人,是因為他們的主張與做法,還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好人』或『一個值得懷念的人』?」他進一步質疑這種「跪著造反」的「助紂為虐」﹕「事情發生後,圈子堛漱H究竟所為何事?是負責了『捉住』以後的壓沉,成全了完整的撲滅流程,還是真的所行了自詡的愛護?這真是一種奇特的現象,多少年來,虧了多少人,現在逐漸成形明朗。」

關於「溫和的人」應不應抓的問題,知名媒體人石扉客直白道出了自己的觀察﹕「非常不喜歡那些一驚一乍以平素溫和來為被抓進去的人辯護的做法。你以為黨和政府是班主任,看你日常表現來打期末評語?鬥爭需要,再溫和也弄死你,鬥爭不需要,再暴烈也暫容忍你,一切看鬥爭是否需要。再說了,法條上從沒有一條寫著態度溫和就豁免。再再說了,你溫和不該抓,人家不溫和就該抓了?」

近一年多來,當局逮捕了多位自由派知識精英——從政見較為激烈的維權律師浦志強,到堅持公民維權的法學教授許志永,從創辦民間智庫傳知行的郭玉閃,到寫作《可操作的民主》的寇延丁……

知識人面臨「新常態」

如今再到政見溫和、性格熱忱,一直只從事文化編輯的徐曉,當局對知識界的態度已經遠不同於胡溫時代,無論知識分子「溫和」還是「激進」,對凡是不同於黨國者,都及時「亮劍」,與此同時,則力捧文化程度令人難堪的周小平和花千芳等「正能量作家」——這儼然已成為當局對知識界的「新常態」。

也正因此,知識界原有的「跪著造反」的經驗變得不再適用,在與當局互動時手足無措,頹勢盡顯。抓人帶來的恐懼感讓徐曉家人和朋友渴望,此次抓人只是當局給她的警告。他們希望低調處理,依舊按照從前的方式進行「去政治化的呼籲」。但在徐曉一案中,已有知識人捅破這一層窗戶紙,對原有博弈方式公開質疑,所獲響應不在少數。

從去年開始的打擊微博大V到持續進行的線下抓人,當局持續進攻性的打壓確實會帶來大規模的沉默。但很可能,一種暗流已開始浮出水面。與當局公開決裂,或者繼續沉默不語,逐漸成為一部分知識人或隱或現的不同選擇。「新常態」之下,中國知識界正在進入充滿不確定的季節。

徐曉小檔案

中國知名作家、財新傳媒《新世紀》首席文化編輯,出生於上海,長於北京,從一九七九年起發表散文和短篇小說。從事記者、編輯等工作,現為《今天》詩刊編輯,著有《半生為人》等作品。《半生為人》和高爾泰的《尋找家園》、北島的《失敗之書》等被評為「值得珍視的私人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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