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香港左派在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下發動反英鬥爭，至7月白熱化，左派鬥委會號召群眾「拿起武器」，炸彈成為左派群眾針對警方的主要武器，炸彈浪潮由7月起持續不斷，至同年12月底才逐漸平息。警方於暴動期間共發現8352個懷疑炸彈物體，其中1420個屬貨真價實的炸彈，而在暴動喪生的51人中，15人被炸彈炸死。
當年左派群眾的極端行動威脅社會安危，除了在街上放炸彈，原來香港市民當年可能面對更不堪想像的情景。暴動期間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統戰官員的何銘思透露，中央曾阻止一些內地單位從停泊西環三角碼頭的內河船上，將一批輕機槍運上岸分發給左派機構。明報記者 張家偉
何銘思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表示，1967年5月，政府新聞處在中環拱北行總部(現皇后大道中長江中心旁公廁位置)裝置喇叭，播放音樂抗衡來自中國銀行總行頂樓擴音器的反英口號，個別中國銀行職員一度計劃運送輕機槍進入大樓，向新聞處的喇叭掃射，也被中央喝止。
當時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任職的何銘思憶述，一些隸屬內地單位的內河船，負責運送蔬菜、魚類等，停泊在西環三角碼頭。這些內河船上藏有輕機槍，用作防禦海盜。他說：「反英抗暴期間，有人一時興起，曾想托輕機槍上岸，分發到左派機關。中央勸他們不要這樣搞。」
早在1967年5月中左派群眾包圍港督府期間，中區中國銀行總行已在頂樓安裝擴音器，播放反英口號。5月22日花園道流血衝突後，港府還以顏色，在位於拱北行的政府新聞處安裝6個擴音器，播放披頭四流行曲、粵曲及爵士樂，遠在千呎以外亦清晰可聞，整個中區吵個不停。
何銘思說：「當時個別中國銀行職員氣上心頭，曾計劃運送機關槍進入大樓，向裝置在新聞處的喇叭掃射，或將手榴彈掟過去。但被中央喝止了。」
1967年7月8日，新界沙頭角爆發武裝衝突，300多名大陸民眾越過沙頭角邊境，與香港警察發生槍戰，沙頭角警崗遭機關槍射擊，5名警員殉職。
何銘思說：「中央獲悉後喝止不要這樣搞下去。如果真的想攻打香港，怎會只開幾十槍？」他強調，即使六七暴動間一度劍拔弩張，但中央沒有收回香港的打算。
1977年何銘思升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統戰部長，1988年退休，翌年因不滿北京當局鎮壓民運，公開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
根據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六七暴動時擔任北京「港澳聯合辦公室」群眾組組長的內地官員吳荻舟，在其日記中指1967年6月下旬，阻止700打甘蔗刀送往香港。這批甘蔗刀以華潤總經理名義訂購，當時已經運抵深圳，若成功通過海關，將會派給學生及工人遊行示威時使用。
何銘思透露，六七暴動期間他曾負責處理重大的財務開支，「這筆款項很複雜，既有北京調下來的，也有群眾捐獻的，裏面有現金、金飾、玉器。他主動邀請有關管理人員監督」。他說：「1967年的財務一開始便由工聯會派人辦理出納、會計，最後餘款300多萬港元，都交給工聯會。」
暴動期間擔任工聯會理事長的楊光，當時也是左派各界鬥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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