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黨史筆記 追問革命走向何方
中共政治老人何方生前致力於黨史研究，出版了《黨史筆記》、《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等著作，完成了對「革命走向何方」的追問，不斷反思中共體制缺點。何方批評毛澤東延安政治整肅，人生中最痛心的是廬山會議當面揭發了張聞天。
十月三日，政治老人何方在北京去世，終年九十五歲。何方的「幸福指數」令人羨慕。首先，他頭腦清醒地度過二零一七年中國國慶。何方剛告別青少年就來到延安，十七歲加入中共，十年後隨解放軍大部隊進入北京。新中國建政，他進入中央機關「做官」，實現投奔革命時的個人理想。而最令何方欣慰的是，完成了《黨史筆記》(兩卷)、《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兩卷)和《爭議下的國際問題觀察》等著作。這是他曾因歲月蹉跎而沒達到、卻在高壽晚年實現的個人心願，即終於完成「革命走向何方」的追問。
何方在書中批評毛澤東，當然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但他也是在行使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共產黨講平等」的理念，是他早年投奔革命的主要動力。回憶延安年代，何方曾親見毛澤東與文化人何敬思路遇，主動上前打招呼，而何某並沒止步，只是點點頭、與毛擦肩而過。他還見到，元老級高幹陳雲受門崗戰士阻攔和訓斥，等扣好風紀扣才放行。軍隊高官看文藝節目遲到，乖乖站到人群最後，這情景與美國海軍觀看甲板籃球賽的規矩完全一樣。
延安年代扭曲平等精神
然而，何方痛心的也是自延安年代起，平等精神開始被扭曲、被踐踏和被磨滅。作家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對延安的不平等現象表示不滿，贏得一片叫好，毛澤東卻怒斥「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王實味由此挨批鬥和關押，最終死於非命。延安的政治整肅也降臨何方頭上，要他這個受過國民黨迫害的革命青年承認自己是「特務」，簡直奇恥大辱。而當時的「搶救運動」範圍之廣、指控之荒謬、逼問之嚴苛，人人都在戰戰兢兢，連許多中共高幹也不例外。
何方的人生「最痛」，除了在延安自認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之外，就是五九年廬山會議張聞天被打倒，而他對張進行當面揭發。張聞天與何方是上下級，也是情同父子的師生，有著近二十年的深情厚誼。何方眾目睽睽之下的檢舉可謂恩斷義絕，張聞天當場被譏為「眾叛親離」，而何方仍被定為張聞天反黨集團重要成員。張聞天於七六年七月一日離世，中共於八零年召開隆重追悼大會，鄧小平代表全黨向「長期擔任最高領導人」的張聞天致哀與致敬。對何方來說，永失向恩師道歉與懺悔的機會，是他一生最慘痛的精神打擊。
張、何二人的不幸，源於毛澤東與張聞天的話不投機及性格不合。張聞天早年是文學青年，是溫和、冷靜而自律的謙謙君子，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十分相似。有趣的是，毛澤東也是一顆「文學種籽」，但截然不同。張聞天身居高位時沒有刁難下級毛澤東，等到張、毛地位互易後，張聞天謹小慎微，也無錯誤可被毛澤東揪住不放，二人本應可以相安無事。然而，毛澤東的「公事公辦」與「君子相交」卻是可怕的。比如，新中國建政後，毛澤東派張聞天任駐莫斯科大使，政治局委員「屈尊」駐外大使，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絕無僅有。更匪夷所思的是，蘇共於一九五二年召開十九大，劉少奇是中共代表團團長，而作為政治局委員及駐蘇大使的張聞天竟連代表團成員都不是。但對於這一切，張聞天視而不見，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和敬重毛澤東。
相忍為黨與不忘初心
張聞天對待毛澤東如此小心翼翼、謹言慎行，按通行的說法是「相忍為黨」，更深層動機是否輸誠與服軟也未可知。但是，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毫無預兆地嚴厲批評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的左傾錯誤，對好大喜功的毛澤東「披逆鱗」。如此反常、「不忍」和冒天下之大不韙，無異於政治上自我毀滅和仕途上全功盡棄，但究竟為了什麼？答案也簡單，因為張聞天「不忘初心」，記著自己是黨員，要為黨盡忠，不可取媚於領袖。放到今天來看，來龍去脈更清楚，張聞天早前的「相忍為黨」與後來的「不忘初心」，其實在一條邏輯鏈上，是一脈相承，也是性格宿命。不過，平心而論，若跟後來劉少奇等人相較，張聞天的政治結局仍不算最差。
何方披露，老作家丁玲於一九八五年重返延安，在一眾高幹的老照片前凝視良久，合影者中有毛澤東與張聞天、劉少奇和周恩來等，她說「當年他們是兄弟，可後來成了君臣」。回看當年，已成為大家長的毛澤東曾稱張夫人劉英為「娘娘」，等於張聞天為「皇上」，但張視為手足間嘻笑怒罵，對「挖苦」不以為意。這是一群多麼平等、有人情味的「君臣」！誰也沒想到，這種關係後來發生「動真格兒」的蛻變，而參與其中的中共高層又人人有份。「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就是劉少奇提議的。張聞天、彭德懷曾堅持不喊「毛主席萬歲」，認為這是封建主義的口號，也沒有用。「君臣」的出現分明是倒退！但捨此，新中國建政恐怕又遙遙無期。歷史的進程真是嚴酷而弔詭！好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及稍後的「歷史決議」宣示了這一「倒退」的反動性，也肯定了《國際歌》信念：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農民式精明與殘酷
四大卷的《黨史筆記》和《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中，何方也寫到自己的農民身世，其間不乏真實有趣的細節描述，也穿插了理性思考與評論。比如，何方的父親是勤勞致富的農民，來北京探親時，自告奮勇清掃院子，並且不忘討要工錢，但兒子不肯，要與父劃清界線。何方的農民大哥及小弟跟父親一樣，也是拼命勞動的「掙錢迷」。這就是農民本性，何錯之有？可是，中國各地幹部效仿斯大林主義，壓制農民致富的自發勢力，寧可讓他們長期受窮，實質上比農民更愚昧。何方還發現，四十年代延安亂抓「特務」時，農民出身者大都痛快承認自己是「特務」。他們早就覺察整風運動是無聊兒戲、是「人來瘋」，遂以「好鞋不踩爛屎」的農民式精明來保護自己。
有農民式精明，還有農民式殘酷。這也牽連到何方另一段痛心的自責回憶。在延安整風已遠去的解放戰爭時期，工作隊在東北主持土改運動，何方見到公路兩側擺放著大量棺材與權充棺材的木櫃，裏面是被殺的地主富農，也包括替死者申訴的貧下中農。
犧牲者因天寒地凍無法入土，唯有等到開春再說。這就是中國大地上農民式殘酷的「傑作」！何方無奈而悲傷，可是在另一場合，自己又當過農民式殘酷的「教唆者」。一天，何方路過批鬥某個小學教員的現場，順便警告被審者「你再不說，就割你耳朵」。數小時後，何方在該處窗台上發現了血淋淋的人耳。當他痛斥殘暴行為時，作惡者厚顏地「回敬」：這不就是你叫幹的嗎？何方無言以對，只得終生內疚。
近年來，因批評毛澤東與極左政治，何方成了「爭議性」人物。如果說，老舍《茶館》中的王利發有過苦惱心聲，「我愛我的國，可是誰愛我呀」？那麼，何方卻從無這種弱者的哀怨，作為新中國締造者隊伍中的一員，他愛這個國家，也愛這個黨。他對毛的批評，並沒有超出文革後中共「歷史決議」否定毛的尺度。一些人指責何方「仇視毛」，實屬無中生有。反而，何方始終承認，作為對中國革命有功的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比中共前總書記張聞天高出許多，二者之間有著不可企及的距離。這是何方自始至終從未改變的認知。他只是發出追問：革命從俄國延展到中國，政治高層都驚現「皇權復辟」，而社會底層也都流行「無法無天」；是農民式精明主宰了高層，是農民式殘酷綁架了底層；革命，究竟要走向何方？(章海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