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非裔巴西人揚名 少談種族歧視惹議
比利不是巴西足球壇第一位非洲裔巴西人(Afro-Brazilian)的巨星，但他領軍三奪世界盃的偉大成就，卻有助改善非裔巴西人在國內外的社會地位。儘管如此，對比同時代美國非裔拳王阿里在種族問題的勇敢發聲，比利被質疑沒有主動表態發揮影響力。但也有分析留意到比利的活躍年代很大程度上跟巴西軍政府時期重疊，比利難以抵擋當年高壓政治環境，甚至有不得不淪為軍方宣傳工具之虞。
《衛報》記者戈德布拉特指出，李安尼達斯(Leonidas da Silva)在1938年世界盃的出眾表現，原本為非洲裔巴西人打響名堂，但1950年主場舉行的世盃因「馬拉簡拿慘案」失冠，黑人球員再次淪為代罪羊，直至1958年比利橫空出世，並領軍先後三奪世盃，才得以有效扭轉這負面趨勢。
美國杜克大學的評論又指出，比利為巴西貧窮兒童樹立榜樣，通過足球改變自身經濟地位，不少黑人或黑人混血基層兒童跟隨其腳步，令巴西足壇世代湧現新星。比利在個人傳記表示，自豪當年訪問非洲時被當地民眾「當作神般敬仰」，稱自己證明黑人也能在白人統治的國家中致富。
然而，烏拉圭知名足球作家兼記者加萊亞諾質疑，比利是巴西國內「種族民主」(racial democracy)的象徵，指正如其所處時代的全球社會結構，在巴西種族民主中，黑人同樣位處底層，白人地位最高，只有像比利的極少數黑人知名運動員能在社會階梯拾級而上。巴西「族裔傳媒研究所」(IME)行政總監羅熱里奧早年為美國網媒NewsOne撰文，也描述比利「顯得對種族歧視、黑人問題，以至普通的社會議題都漠不關心」，指他「歷史上從未公開聲援黑人爭取民權」。但比利曾指，憂慮為種族爭議高調發聲只會加劇問題，「假如每當美國、拉美和巴西有人說那個『N字為首的詞語』(指英文中對黑人的蔑稱Nigga)都反抗的話，我將仍在世界各地身陷官司糾紛中」。
比利身處的時代背景亦須留意。在他第二度奪得世盃後兩年的1964年，巴西軍方推翻民選政府，展開軍政府統治。尤其是標誌軍政府獨裁高峰的梅迪西1969年上台後，期望國足贏得1970年世界盃，以對外洗刷國內加強打壓自由及虐待反對派的形象。比利領軍讓其如願，帶領隊友立即返國，捧着大力神盃、面掛笑容會見梅迪西，被批評對政治犯問題不吭一聲。這點跟高調發言、甚至拒絕徵召為越戰服役的美國拳王阿里大相逕庭。
但這種比較未必公平，羅熱里奧承認，一般巴西黑人運動員和音樂家都鮮有為同族發聲，他們多與統治階層關係密切，同時傾向明哲保身。
聖保羅足球博物館圖書館管理員高良指，比利與軍政府的關係也曾緊張。巴西政府2013年公開的文件顯示，比利的個人、體育、以及財政活動在1964年至1985年軍政府統治期間，都遭到當局嚴密調查監視。網絡串流平台Netflix去年的比利紀錄片中，便顯示比利在1970年世盃奪冠後，在更衣室反覆大叫：「我不用死了！」(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