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受高等教育者的結婚率仍然穩定，但低下層偏低。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曾試圖扭轉結婚率的跌勢，但都沒有效果。馬里蘭州大學社會學教授科恩(Philip Cohen)說：「唯一未真正試過的，便是改善低下層男女的經濟條件。那或可能增加他們的結婚率。」 學歷低女性 擇偶選擇有限 不少論者早指出，經濟跟婚姻關係密切。現時高教育一群仍然結婚，但他們多等至經濟及事業基礎鞏固後才結婚。數據顯示，過去40年，美國中等至低收入男性的實質收入跌幅最大，與此同時他們結婚的機會亦大幅減少。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切爾林(Andrew Cherlin)向《大西洋月刊》指出，大學畢業與否成為人生分水嶺。教育程度只至中學的女性所能選擇的丈夫有限，大學程度男性對她們沒興趣，中學程度的男性也因為欠缺經濟能力，不認為自己可以是當丈夫的材料。這些女性雖然缺乏經濟條件，但仍然渴望當媽媽，因此決定生育。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報告亦反映低下層女性難覓結婚對象。報告分析25至34歲年齡層的未婚男女，2012年每100個未婚女性對應126個未婚男性，女性結婚對象似乎仍然充足。但若考慮教育程度及就業狀况，女性可選擇結婚對象便大幅減少。其中以中學程度組別，每100個未婚女性對應174個未婚男性，但一考慮有沒有就業，未婚男性就跌至108。 低學歷家庭子女難向上流動 美國政治學者穆雷(Charles Murray)早在Coming Apart一書分析白人社會，提出美國高學歷男性往往跟高學歷女性結婚，中學未畢業的往往跟未畢業者結婚，大學程度父母能為子女提供良好環境，培養另一名大學畢業生，反觀低學歷一群卻未能為子女提供安定環境，形成兩個不同世界，喪失社會流動性。 自由派認為，要解決問題還在於改善低下層生活條件，但美國給單親母親的津貼太少，難以幫助她們及下一代走出貧窮循環。科恩便批評，不少中產仍然敵視專門給貧困單親家庭的津貼，「那只是一筆小錢，但該計劃的監督及程序對申請者諸多留難，好像他們不值得幫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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