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X概念﹕前記者朱漢強 偵查4年求真 監察社會是不變使命
【明報專訊】撼動全球的巴拿馬文件由全球約400名記者透過國際協作偵查，發現世界各地有達官貴人設離岸公司處理資產甚至避稅。冰島總理成為「第一滴血」下台，英國首相卡梅倫亦因「擠牙膏式」的回應而深陷泥沼。真相或會被掩藏一時，但終有大白的一天。就如今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焦點追擊》的情節：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就天主教神職人員性侵兒童案長時間調查，揭發權傾天下的教廷有系統地隱瞞事件。在香港，前資深記者朱漢強花了4年時間，鍥而不捨追尋男童於兒童院自殺的真相，揭發男童因撞破院內高層婚外情而遭恐嚇；及後朱漢強加入環保組織工作，在另一崗位繼續監察社會。
港版《焦點追擊》 揭男童自殺真相
「記者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事。」前資深記者、現為環保機構「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如是說。回帶到1997年，當時仍在《星島日報》擔任坐堂記者(即主力留守公司與前線記者聯絡和寫稿等)的朱漢強，在報紙一角看到一段只有數百字的報道——偷渡來港的小男孩蔣小明，4月4日兒童節當晚在兒童院以牀單上吊自殺身亡。朱漢強覺得這則新聞非比尋常，決定追查，「大部分報紙都只是小篇幅報道，但我總覺得一個人要結束生命，並不是『食棵菜』般簡單的事……他當時一定是承受着極大的心理衝擊。如果是，(死者已矣)沒有人可以替他主持公道」。
後來有「報料人」致電告知朱漢強，指蔣小明的死另有內情。當時案件已交由死因庭調查，每個作供的人都三緘其口，朱漢強只好埋首死因庭的文件調查。朱漢強其時是港聞版記者，得一對手又缺乏資源，只能和法庭版同事合作，並利用公餘時間調查，「我翻查文件發現兒童院院長、副院長和幾名社工對蔣小明的評價完全不同，這肯定有問題」。朱漢強不但希望知道蔣小明尋死的原因，更想揭露背後是否涉及他人的失誤。
撞破院長婚外情 男童遭恐嚇
後來朱漢強轉職《蘋果日報》，仍未放棄私下調查蔣小明一案。2000年，朱漢強終為歷時近4年的調查「埋尾」，前後於兩間報館撰寫共5篇報道，蔣小明自殺的真相才得以浮上水面﹕當年只有14歲的蔣小明是內地人，曾數次偷渡來港，最後一次因入屋偷竊被捕，被送進馬頭圍道培賢兒童院準備遣返內地。蔣小明的房間能看到院長房間，意外得悉院長和女下屬有婚外情。蔣小明自殺前數小時，院長和數個高層職員到蔣小明的房間出言恐嚇，最終蔣小明決定撕破牀單上吊自殺。
由於蔣小明一直拒絕向警方透露自己的背景和身世，所以沒法通知其父母兒子死得不明不白，朱漢強只本着覺得有問題便要堅持調查的心「咬住唔放」，「不知自己做到幾多，也不知最後有沒有結果……」記者很多時只因一啖希望尋求真相的氣而堅持下去。「當時報館決定將院長婚外情的事『放大嚟做』，但我其實不同意，更希望保護涉事的那名女職員。」朱漢強說不希望公審任何人，報道是要揭露制度、內部人員失德的操守問題，他們理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墳前燒報道 盼蔣小明安息
最終，有關蔣小明的報道一石激起千重浪，院長及相關職員相繼被懲處，甚至引起人權組織關注。在第5篇報道出版後，朱漢強拿着幾年來的剪報及一些食物，到安放無人認領遺體的和合石沙嶺公墓拜祭蔣小明。燒給蔣小明的剪報，包括有職員自費買牌位供奉，寫上「先友蔣小明位」的報道。亦有人在蔣小明之墓寫上名字，免他湮沒於一串數字編碼中。朱漢強在墓前告訴蔣小明，這麼多年來一直有人記着他的枉死，「如果他在天之靈能聽到我的聲音，有些事(我的報道)能讓他安息，也等於讓我自己放下一些心事(能揭露真相)」。
◆執筆彰顯公義
朱漢強回顧過去逾10年的記者生涯，即使蔣小明的報道讓他揚名，但他卻未覺得是他最漂亮一仗。朱漢強說記者要有足夠的洞悉能力，「我曾被派去採訪弱能人士馬拉松，其他記者採訪後便速速離開現場，但我當時留下來和活動搞手聊天，得知其中一人是政府某個諮詢委員會的非官方成員，閒聊間對方向我訴苦指政府不重視殘障人士，於是又激發我去調查」。朱漢強後來拿到相關官方文件，得悉政府聘請殘障人士的比例比其他地區低，甚至連色盲也當作殘障，於是決定撰寫報道「踢爆」政府沒有作「領頭羊」鼓勵殘障人士投身職場，後來報道獲獎。不過朱漢強視獎項如浮雲，更不關心自己的報道能否成為頭條，反而希望運用自己的一支筆彰顯公義。
記者要有足夠洞悉能力
調查報道當然有其價值，但面對網絡的衝擊、「新聞即食化」現象，難免被邊緣化。朱漢強雖然已離開傳媒界逾10年，他仍不認同這個論調，「傳統媒體一定不能只與網絡鬥快，反而應該更着重內容和深度，因為有深度報道才能突顯傳媒的價值，畢竟『內容是王』」。誠如《焦點追擊》中的一句對白，記者對準的不應只是曾經性侵兒童的神父，而是整個制度(甚或是一個強力部門)。以為壞事能輕易瞞天過海？偏偏社會上就有着一群勇於求真的記者，致力將陰謀拆穿。
◆由不熟悉到主動發掘環保新聞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有人生規劃的人。」朱漢強回顧當年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修讀新聞，並沒有很宏大的理想，1988年畢業後順理成章進入報館當記者，「政大的同儕都是台灣的尖子，他們的滿腔熱誠影響了我對記者這份工作的看法——它與其他工作不同，背後有着極大的社會責任，要監督社會。」他曾在台灣當過兩年記者，回想那段日子，他說台灣和香港最大的差別，在於兩地人民對土地的關懷和關注程度，「基於歷史因素，很多香港人對香港其實抱着一種過客心態，因此也沒有太強的保育意識。後來新一代對香港這片土地開始建立起感情，環保議題也愈受重視」。
朱漢強1991年回港後繼續在報館工作。那時香港愈來愈接近主權回歸的日子，就連如何處理珠三角地區的水污染，也成為中英爭拗點，社會上對環保的討論也沸沸揚揚。1995年，已有一定歷練的朱漢強成了「環保beat」記者，「當初我對環保新聞的了解不深，只好努力地『做功課』，找出過去一年《聯合報》和《明報》所有與環保議題有關的新聞仔細閱讀，自行整理資料，在數月間便了解到不同環保新聞議題的脈絡，並用當年在台灣工作時學習到的採訪知識，主動發掘新聞」。朱漢強笑說自己是一隻「牛」，不停「做做做」，希望環保新聞愈受社會關注，例如曾拆穿政府將「填海」說成「卸泥」的「語言偽術」，「如果你對一個地方有歸屬感，自然會對這片土地有更多關注。」朱漢強說2006年保留中環舊天星碼頭行動便是一例，大家也希望造就一個更公義的社會，於是環保和保育也逐漸成為受關注的議題。
◆加入環團 繼續監督政府和社會
朱漢強完成了蔣小明自殺案的調查報道後，辭去了《蘋果日報》首席記者一職。2001年前往英國修讀環保碩士課程，學習用社會學和哲學角度看環境保護。學成回來他未有重回傳媒業，毅然加入環保行列，在環保組織「地球之友」工作，一做便是10年。環團人士和記者，看似兩個截然不同的工種，但朱漢強認為兩者的使命同為監察政府、監察社會，「記者用筆去揭露社會的不公義；環保組織則是主動去發掘和調查，包括監督政府的環境保育工作，讓記者報道。而後者更可以擔當倡議角色」。
朱漢強在訪問中強調多得過去在報館工作的經驗，讓他學會agenda setting(議題設定)——將環保議題變成傳媒有興趣報道及關注的新聞頭條，甚至成為社論的取材。從前沒人注意「光污染」問題，地球之友將其變成社會熱話，促成政府後來訂立《戶外燈光約章》；從前或者沒有人認為冷氣過凍、「城市雪房」是問題，地球之友辦「凍感之都——舉報城市雪房運動」令大眾正視問題，後來政府推出政府物業在夏季月份室內溫度維持在攝氏25.5度的規定。「世界上除了太陽在東方升起，在西方落下這些定律不能改變以外，其他東西都有改變的可能，問題只在於我們有沒有創造改變的可能性，增加改變的機會……改變當然困難，我也有軟弱的時候，但當自認為要『去』的時候，就應該繼續堅持下去，最後或許未必能帶來改變，但起碼能『過到自己嗰關』」。
˙朱漢強X社會公義
■相關概念
自信(self-confidence)
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
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
社會政治參與(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文﹕羽思恩
圖﹕羽思恩、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