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生活工資 vs. 最低工資
【明報專訊】2015年4月美國西雅圖一間企業的30歲創辦人兼總裁普賴斯自願減薪93%，並動用大半企業盈利，務求在3年內令員工最低年薪升至7萬美元。普賴斯這樣做是因為有感許多美國人即使時薪遠高於聯邦最低工資的每小時7.25美元，仍只能勉強過活，心中感到難過。他希望藉這次的破格行為，突顯美國收入差距大的問題。
現時美國企業CEO的收入是一般打工仔的300倍，而英國最高薪的100名企業管理層，薪金平均亦為其員工的131倍。反觀自1990年起，各國勞工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持續下降。根據國際工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的調查，全球超過50%勞工正從事惡劣或危險的工作，約40%並不受最低工資或勞工保障。
保障不足 勞工回饋不公
造成巨大收入差異的主因包括：近幾十年來保障勞工的法例被削弱，工會被打壓，國際分工讓企業可以將生產線轉移至勞工成本低的地區。普遍擁有全球生產鏈的包括製造業(如服飾和電器業)、農產貿易如糖和咖啡銷售的跨國公司盈利豐厚，卻多只支付微薄的薪金予發展中國家的基層工人。
例如非洲國家馬拉維盛產茶葉，當地的採茶工人日曬雨淋，每天彎腰摘40多公斤茶葉，日薪卻不足1.25美元，生活捉襟見肘。亞洲國家柬埔寨製衣工廠林立，不過《華盛頓郵報》一篇報道揭發有約三分一工人營養不良，2012年更錄到超過2,000宗工人昏倒的個案。就算在富裕的美國，3種最普遍的職業收銀員、廚房工人、侍應，薪金之低並不足以讓工人養活自己和家人，不少人要靠借貸度日。有報道指美國快餐店員工的平均時薪只有8.9美元，比丹麥的20美元時薪低超過一半。
3國最低工資不足應付生活
雖然以上3國均有法定最低工資，不過明顯不足以讓工人及其家庭應付基本生活需要。據樂施會的研究，南非的提子農、多明尼加的香蕉農、馬拉維的茶農若只收取最低工資，只能應付生活開支的36.5%至72.9%，幾乎無法負擔食物、衣服、住屋、輕度消費等基本生活需要。
故此，不少國家除訂立法定最低工資外，亦呼籲有能力的企業履行社會企業責任，確保僱員的薪酬可負擔當地最基本生活需要，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及新西蘭等地稱之為「生活工資」。樂施會認為，生活工資水平應足夠保障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幫助工人脫貧之餘，更應讓他們能夠參與社會及文化活動，過有尊嚴的生活。
支付合理工資 企業亦有得益
實踐合理的工資水平對企業大有好處，例如減少員工的流失，變相節省成本。近年更多證據顯示員工的歸屬感愈高，企業的表現就愈好──不但創意和生產力有所提升，而且在危機中能展現更佳抗逆力。宏觀而言，合理增加工人薪金有利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巴西就是個典型例子：1995至2011年間巴西的最低工資，扣除通脹因素後，實際上調50%，同期國家的堅尼系數見明顯下降。(見折線圖)
要求訂立生活工資的呼聲和倡議運動自1990年代已經開始，縱然這訴求仍未得到廣泛回應，不過一些具前瞻視野的企業，如英國的雀巢、KPMG、匯豐及其餘約1300間公司已開始承諾給予員工生活工資。如果各國政府和更多企業願意推動保障工人的生活工資，相信必有效紓緩全球化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現况。
知多點
最低工資導致基層勞工失業？
坊間一直有人質疑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遑論實踐生活工資。當中一些迷思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會令企業成本增加，導致基層勞工失業。不過根據金融機構高盛的經濟家分析，提高最低工資有效刺激消費需求，可抵消職位減少的影響。
亦有人認為因為顧客追求廉價的貨品，所以必須認真控制工人薪金，然而多項研究顯示，提高員工薪金對貨品售價的影響微不足道，服裝業如是，花卉業如是。樂施會的研究發現，即使肯亞花卉業的員工加薪一倍，一束在英國花店賣4鎊的鮮花亦只會加價5便士。
文、圖﹕樂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