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解碼﹕身分認同（sense of identity）
【明報專訊】身分認同是與其他擁有相近價值取向、生活態度等的人互相認同和接納，因擁有共同價值而產生歸屬感，自覺是該群體的一員而形成「自己人」的身分。個人可透過服從社群規範，發展出對社群的投入和認同感。身分認同可有多個層次，例如家庭、國家、民族、世界等。人除了有一地或一國的公民身分外，也有世界公民的身分。全球化令國與國之間的互動緊密，地球另一端發生的議題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都或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因此，人要了解如公民權利、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將國家公民身分延伸至世界公民。
■個人成長
升中派位×確定自我價值
青少年面對生理發育的急速變化，心理則處於建立自我概念的階段。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教師陳家俊，當年升中被派往區內Band 5學校，當時覺得「死路一條、人生就咁就玩完」。但他卻在這間Band 5學校遇上改變自己一生的教師﹕「中一時試過走堂，教師沒有苛責，只是苦口婆心勸『最重要是知錯能改』。原來我還有機會改過，而教師仍會接納自己。」他擔當很多校內重要活動的司儀，大大增加自信，若入了更高組別的學校，這些機會便不是他的。他說﹕「Band 3生只是起步較遲，然而在人生這個長途賽，若能得到應有的尊重與支持，一樣可以起飛。」他得到教師栽培，發憤考上大學後成為教師。在Band 1學校及Band 3扶輪中學兩封聘書中他選擇了後者﹕「我希望激勵學生，入Band 3不一定是『死路一條』，一樣可以走自己想走的路。」
■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學聯上京被拒×「香港人」身分認同感
2014年11月15日，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常委羅冠聰、常務秘書鍾耀華打算到北京向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中央官員，表達港人對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訴求。不過3人尚未離港，回鄉證已被注銷。周永康認為沒收回鄉證的象徵意義，是中央將沒收這一代人的權利。之後陸續有傳媒報道有學民思潮義工、大專學生會成員等人被內地拒絕入境。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質疑政府早前表示有意做更多青年工作爭取支持，「卻不容許青年踏足國土，這如何爭取支持？學生如果到了北京，從事違法活動，不准再入境可以接受。現在(沒有違法卻被禁入境)，叫我們如何去愛這個國家？」
■今日香港
雨傘運動×保留「香港人」身分
2014年9月至12月的雨傘運動被認為是近年影響港人身分認同的其中一個社會運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同年12月中做「市民的身分認同感」調查，發現受訪者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指數比2013年同期上升約4分至79.55分(100分為滿分，指數愈高即正面感覺愈強)，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中國人」和「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指數三項均跌至自2008年調查開展以來的新低，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指數的54.41分為最低，比「香港人」的認同指數低25.14分。港大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形容此結果是「前所未有」。
紐約時報中文網〈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困境〉一文指出，港人感到中央從文化、政治價值、經濟侵犯香港的自主性和核心價值，「高度自治」慢慢變成「內地化」。如中央在2014年6月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法官要「愛國愛港」；「8?31決定」更為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落閘」，令「香港人」身分出現危機，不少人因而參與雨傘運動——「走上街頭的情緒動力源自保留獨特身分的渴望」。
■全球化
德國捧世界盃×身分認同的表達
2014年世界盃足球賽，德國在準決賽以7比1大勝主辦國巴西，最後奪標。《華盛頓郵報》形容，這象徵着德國愛國主義勝利，成為戰後德國歷史的轉折點，重塑21世紀德國人的身分認同。1930年代，德國納粹黨大力渲染愛國主義繼而進行種族清洗，並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戰爭已經過大半個世紀，但「愛國主義」在德國仍然是禁忌，學校鮮有升國旗、教學生唱國歌。《明報》國際評論〈德國捧盃的真正榮耀——贏得英國人歡呼〉一文指出，德國在二戰後的30至40年間，足球成了表達愛國主義的唯一出口。前總理施羅德也說過，他首次覺得自己是德國人，就是10歲時看國家隊捧走世界盃。歷史學家Wolfram Pyta更直指經此一役，「足球在西德(當時東西德尚未統一)成為了整個國家和人民的一種集體身分認同和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