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大學時期，我太忙於關心社會。」這是林漢明對自己大學時期的簡述。由「基層」變「天之驕子」，他就像蜘蛛俠，深覺「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曾探訪艇戶、性工作者等，關心低下階層的困境。兜了一圈，他回到大學任教，見大學生光環褪色，貢獻社會的意志亦淡了。 曾探訪艇戶性工作者 1981年，林漢明入讀中大生物系，參加學生組織探討文學與生活的關係，又討論如何回應中英談判，同時四出了解不同階層，探訪過艇戶，亦曾到彌敦道食肆找性工作者。他記得當時與兩名女同學見到疑似性工作者，便尾隨她們，卻被對方質問，於是拿出中大學生證，對方即答應訪談，一談就是兩小時。 「當時發現原來學生證很有用。她們(性工作者)想上大學卻沒機會，羨慕我們這些大學生。」那一席話，讓他知道性工作者眼中的西裝客猶如禽獸，更發現很多聰明人因環境所限，有志難伸，社會上有不同的弱勢以不同形式出現，普遍大學生自覺享「特權」，就應多認識社會，回饋社會。 對比現今的大學生，他身為教授，又是宿舍舍監，自有一番觀察。他多次強調不想批評學生、尊重「宿生自治」，只願舉兩個例子：朝早8時半的課，以往學生來不及上課，深明是自己責任，現今學生反怪老師將課堂安排在朝早；另一是宿生讓外人留宿須登記，以往學生只知遵守，現今學生被揭「屈蛇」，反問為何宿舍不可通宵開放。 他認為昔日大部分人只求生存，如今情况不如以往惡劣，但大學畢業要出人頭地則較難。他指無論今昔，大學生亦有一分迷惘，以前大學生有一分責任感，現在大學生多只憂畢業後如何求職、買樓，認為社會有問題是政府責任，「要主動為社會做事」的意識減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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