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1989年，萬潤南是北京科技民企「四通集團」總經理。「四通」當時總部就在中關村，即現今北京科技巨擘林立的科技園。萬潤南本可能是「中國矽谷之父」——如果他沒有參與六四事件。「我當時只做兩件事︰一、勸學生回學校；二、勸人大常委否決戒嚴的命令。」萬潤南在巴黎受訪時，心裏仍有氣︰「我做錯了嗎？」最終被通緝，然而上有政策，卻是兵不由將，「抓捕我的人，不希望在他們手裏把我抓走……那時候，人性是非常同情、支持(學運)」。
生於1940年代的萬潤南，大學時期正值文革，被分發到河北工廠待了8年；文革結束，他有機會進修，到中國科學院任軟件工程師。隨着改革開放，他與數名工程師成立四通公司，專營電子，是當時北京標杆式民企，時任總經理的他形容自己前半生「隨國家政策走」。
1989年爆發學運，參與者說四通當時在物資上支援，捐出10萬人民幣，又為學生印刷傳單、刊物，萬潤南說當年受學生理念感召，至今不變。「學生要求反官倒、反貪腐，這個要求錯了嗎？你們(中共)現在反腐，不就是學生當年要求？學生當年提出公開官員財產，30年都不敢公開，那是什麼回事？」他重申自己做的，只有兩事︰一是勸學生回校，二是聯絡人大委員同意召開緊急會議，推翻總理李鵬的戒嚴令，「當時已得到57名委員簽名支持，達三分之一，可以召開會議」(見另稿)。但人大委員長萬里回國時被轉到上海，北京維持戒嚴，後來武力清場，萬潤南嘆一口氣︰「他們(中共)還是崇拜槍桿子。」
同情學運 「抓捕我的人想我走」
「六四」開槍後，萬潤南仍留在北京，形容自己「從容」，卻接到不少匿名電話勸他離開。當時因準備到香港開會，他手上有通行證和護照，6月6日，他抵達廣州，再到了深圳，生怕羅湖管制站人流、耳目眾多，6月8日，從蛇口過關，「通緝令早就到了，海關那邊大家都推，那些人不願意抓我」，順利抵港以後，翌日「所有四通的人都來不了」。事後回憶，他認為種種迹象顯示︰「抓捕我的人想我走，他們不希望我在他們手裏被抓走，那時候，人性是非常同情、支持(學運)。」
萬潤南留在港時，自忖做事溫和有理，斷不是「反革命分子」，曾想過回國歸案，但「文革十年，我們要低着頭；改革十年，好不容易抬起頭來，現在要回去，肯定又要低頭了」，因此「痛快做一回自己」，先出走美國，再獲法國政府邀請到巴黎出席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慶典，「法國人和我們說︰『一個屠殺自己年輕人的政府，是一個沒有明天的政府。』」
至今30年，即使喪母、外父離世前向當局請求再見女婿一面，萬潤南都不獲准回國，現流亡法國。「有朋友勸我認錯、內一下疚唄，就可以回去，但為什麼殺人的不內疚，我要內疚？」他認為「六四」必會被重新評價，「中國有句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30年是一個分水嶺」，「(平反)必須發生的，歷史的傷口，一定會被修補」。
特約記者 蘇靈茵 巴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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