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師廣益﹕身分證有何用途？──追溯香港身分證制度轉變
【明報專訊】2018年開始，香港人將再次更換身分證，新身分證加入更多生物識別認證及無線射頻技術，無疑令香港人出入境更快捷，並更容易透過確認身分獲取服務。不過身分證除了用來出入境之外，對政府或市民而言還有什麼用處？要解答這問題，我們可以先追溯香港不同時期的身分證制度對生活素質的影響。
始自日佔時期 方便政府控制資源
香港第一次利用身分證做人口管理，並非1842年開埠之初，而是在1942年日佔時期，由日本軍政廳從日本引入香港的措施。當時兵荒馬亂，加上物資短缺，日治政府勒令全港市民均須領取身分證，從而嚴密監視和控制香港居民，包括人口流動、居住、遷徙等。這個身分證制度工程浩大，日治政府動用了不少人力物力為每個居民發放「住民證」，以證明其身分，而證件上除了有基本的身分資料外，更有當時新科技的認證技術——照片及指模，以防有人冒認。
日治政府要求市民外出時一定要攜帶「住民證」，以備憲兵隨時檢查。市民必須出示身分證，連同軍票及糧油證等才可以領取由政府配給的米糧。日治時期的住民證制度，開啟了香港簽發身分證的先河，這措施於戰後被香港政府沿襲下來。由此可見，1940年代開始，香港身分證制度的目的是方便政府控制資源，甚至是控制人口的工具。
明確定義港人身分及享有權利
二戰後，大批內地人湧港，港府開始為大陸移民登記身分。直至1949年前，香港人口流動基本上沒有規限，人可以自由流動，而一個香港人可以擁有多於一個政治身分。1974年起，受惠於「抵壘政策」，當時大量內地人偷渡來港，卻嚴重影響社會資源分配，更甚的是令社會流動人口愈來愈多，使一直開放的香港需要引用人口管理的政策。隨着1980年抵壘政策取消，香港人從身分上與內地人區分了。香港早期並無法例規定香港居民必須攜帶身分證外出，但1980年代開始面對內地偷渡潮，港府為了阻止偷渡問題惡化，於1980年10月23日起實施即捕即解政策，規定所有年滿15歲的香港居民必須在公眾地方攜帶身分證，在1983年就推出了首張有防偽特徵及全電腦製作的第四代身分證。
由此可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身分證制度，明確定義了香港人與非香港人的身分，區分人們可獲得法律保障的程度，甚至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例如公營醫療、基礎教育、公屋等等。
推智能身分證 助管理邊境口岸
2003年，港府引入的第五代身分證系統稱為智能身分證，加入晶片儲存持證人士的個人資料，包括持證人指紋資料及電子證書等。它除了可以作一般出入境及身分認證用途外，還可以用作網上電子證書、公共圖書館的圖書證等。不過，智能身分證主要功能在於出入境的管制，香港居民可以使用它在香港各出入境口岸的e-道自助過關，對市民而言無疑節省了等候過關的時間，對政府而言亦能實時掌握香港人出入境情况，有助管理非常繁忙的邊境口岸。新一代的智能身分證快將推出，它的特點就是能夠透過非接觸方式讀取個人資料，然後核實身分，令持證人可以更快通過e-道，以加強邊境口岸的保安與吞吐能力。
方便的代價或是人權受威脅
在香港社會，有不少追求速度的人，以「方便」作為判斷事情的基礎。今天我們雖然難以判斷香港最終會變成什麼形態的社會，然而方便、迅速的代價可能就是對人權及私隱的威脅。近年在內地有不同的顯例：2018年，阿里巴巴在武漢透過支付寶，推出電子身分證系統，另一中國資訊科技巨頭騰訊也與內地公安部門合作，推出「微信身分證」。使用者只要將身分證號碼接入微信帳號，就可使用需要實名登記的服務，毋須隨身攜帶身分證。方便、迅速的背後，就是市民在網上的一舉一動也被政府記錄下來。當然，一般情况下，這不會影響你的人權，但如果執法部門想監察你的所有舉動，那麼身分證將會是全天候的監控工具，市民就會猶如置身在全方位的監獄之中，安全，但再沒有自由。
文：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教師 李家宏
圖：資料圖片
[通通識 第5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