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第1段)我在樓梯的轉角處看見她……
(第2段)她和大部分小學二年級學生一樣，個子矮小，校服整齊。她俯倚在欄杆，頭半埋在欄杆的扶手，只露出眼睛和鼻子。我站在她身後數呎，看不清楚她的容貌， 也無法知道她出神地瞧着甚麼？校舍的樓層下不是操場，是汽車疏落往來的牛津道，人和車去去來來，單調重複，揚起天天也一樣的灰塵和聲音。她，就這樣動也不動站着，背影沉穩得好像早在許多年前，她已經用這樣的姿勢、這樣的背影，站在這裏。我彷彿看到她全身的肌肉都靜止、都在下沉，穩穩的垂下，令我數呎之外，也感到了欄杆的冰冷。她沒有察覺我站在身後， 我催促她：上課鐘聲響過了，同學都離開了，還不快回課室！她似乎聽不到我的說話，完全沒有反應。我有點生氣，竟然有學生這樣不禮貌，於是再說了一遍。她仍是石像一樣，連頭也沒有回轉過來。我怒火頓生，趨步上前，正要發作。剛擦過她身旁，才看見她耳上掛着米白色的助聽耳機，像一把細細的弧弓，嵌在鬢髮之間，微小卻十分顯眼。我怔住了，到她別過臉來看見我，才緩緩轉過身來，向走廊步去。一切都很平靜，像本來就應該這樣平靜──只餘下我站在欄杆旁邊，默默看着她遠去的身影。
(第3段)這是二十一年前，我在九龍塘一所私立小學任教的光影片段。那一年我剛在中文系畢業，開始當教師。後來知道這女生原來除了弱聽，也是自閉症患者。我實在已經無法記起女孩的容貌，除了那樓梯轉角處靠伏在欄杆的背影。那年代，程度追不上的學生，就被放在課室一旁；那年代，沒有甚麼殘疾歧視的說法，也沒有甚麼融合教育。融合，蘊含要放在一起的意思，這就是問題的核心。雖然說得輕描淡寫，教育界最明白，語言可以淡化事物的濃度，像「微調」、「校本」、「班級調整」，都琵琶半掩。可是，教育事業的成王敗寇，是要看換回甚麼教育果效，賠上了孩子的甚麼。一旦融而不合，大家都成了苦主，多少年過去了，我仍然擔憂和疑惑。
(第4段)這一年之後，我回到廣州唸書，趁着春節假期，回港在一間「特殊學校」當了兩星期代課老師。在香港，特殊學校就是指取錄智障學生的學校，「特殊」兩字，帶有保護和尊重的意味。這兩星期的教學經驗，給我印象深刻，感觸和歡笑的片段至今難忘。
(第5段)記憶中，三個肥胖孩子橫提着摺椅，扭動身體，扮成勁彈吉他的樂隊組合「小虎隊」，全班十個同學跳跳嚷嚷；美術課堂，一個女孩子哈哈大笑，指着我示範製作的勞作成品說：很核突；小息時，數位老師持着木棍，守着操場大門，把想衝出校舍的學生，像趕牛羊雞犬回槽籬般，驅趕回操場中。老師們沒有惡意，只淡淡地跟我說，如果他們突然發狂，除了武力，沒有其他方法控制得了。上了一兩節課，我已經完全明白。可是兩星期的代課結束，要離開時，我看得出他們真的流露不捨的感情。我從這些中度弱智的學生身上，深刻地學習到至今仍相信的處世道理，人與人相處，不管賢愚親疏，原來有一條永遠寬敞通達的管道，叫關懷和愛護。
(第6段)我回港後開始在中學任教的第一年，就遇到德榮。德榮也是智障學生，小眼睛，內裏投出的目光，難掩一種散亂和驚怯，而且經常滿頭大汗。他唸中二級，被政府編進一所第五級別學校，同學當然常拿他作玩具。記憶中，一個高大黝黑的男孩子，曾經拿着鐵尺，架在德榮頸上，要他當眾高聲承認喜歡了班中的一個肥胖女孩，班上其他同學圍攏在一起，附和着、笑着、叫着。我只看見德榮咬着牙，死命把頸項掉往另一邊，半張臉龐的肌肉都因繃緊而扭曲，筋紋條條鼓起，不斷掙扎，我喝止了男孩，他才吃吃地笑着放開手。德榮狠狠地瞧着他，口裏不停地說着粗口：X街！X街！我忽然驚覺，這一幕近乎武鬥的小息場面，原來暗暗呼應着俯伏欄杆小女孩的沉重身影，不論躁動喧囂，還是恬然沉靜，竟一樣撞得我心緒難寧。
(第7段) 德榮在我的中文課堂，會很認真地看着我。我還記得他的座位在課室的前排近門口處。上課時，他會不停地抄寫，因為這就是他力所能及的範圍；作文和默書課，他都沒有完成或及格的可能，我每次走近他身邊，他都拼命地抬起頭，裝作思考，可是到了下課要繳交課業，卻一隻字也沒有寫上，或是只有不成句意的一兩行歪斜文字。我心裏很難過，後來實在不忍心，於是凡有作文和默書課堂，就着他抄課文。他用力地點頭，似乎找到了融入群體的鑰匙，又馬上投入了課堂，融合在這裏，竟然是如此單薄和淺狹的解讀。我不知道德榮這種參與感有多真實，有多興奮或是多寂寞，雖然他每次下課，都老老實實地把課業交給我，滿紙文字，雖然只是抄寫，卻看得出他很認真地完成。我只知道，而且到了今天仍一樣相信的，就是我不懂在數十個學習進度相近的學生的課堂中，如何照顧德榮，如何教他學好中文。我深慕的中外詩人詞客，既無法幫助我；自誇自詡的才華與詩情，在悲喜隆然而來之際，也竟喑然若啞。
(第8段)現代藝術理論過分強調「陌生化」、「含蓄」，令我們忘記了直接和簡單的情感人類溝通，其實不是必然的。如果自閉、智障、精神病等詞語，一定要讓我們想起杜斯妥也夫斯基、尼采、佛洛伊德和芥川龍之介等，心理情狀的描寫，在真實的校園生活，應該更重視故事情節。就像德榮在學校，經常說粗話，別人逼他說不願說的話、做不願做的事情時，他就會說粗話。這當然是他的反抗模式，也是他表達情感的全部而唯一方式，也因為他很害怕，別人欺負他、取笑他低能仔，他不論是選擇自衛還是反擊；表達痛苦或者失望，用的方法都是說粗話。說穿了，情節單薄、因果了然，用不着哲學和學理的過度註釋。
(第9段)社會稱他們弱勢社群，報章雜誌、小說戲劇以之為題材，藝術文化動輒就搬一大套深層心理分析。在細緻真實的人間悲喜中，這些都漸漸變得笨手粗腳，半吞半吐。人間的禍福無端，西方精神理論，社會的躁動可以幫上甚麼忙？如果只帶着慈悲的情意結，就更加淪為程序和施捨，就像我們喜歡稱某些社區作悲情城市，除了上帝，誰人有這種定義別人悲喜禍福的特權。(我其實認為上帝也沒有這特權。)人人趕去，說要為這裏洗刷悲情，叫人忽然想起許多次賑災，明星歌星一起走出來，穿着同一顏色款式的服裝，在咪高峰前努力地唱，同一種擺動姿勢，同一種激動表情。所以，漸漸賑災變成儀式、祭祀，真正的關懷和愛在哪裏？在哪裏！
(第10段) 寫到這裏，很容易就會想到大江健三郎的《為甚麼孩子要上學》，大江的兒子光到五歲還未懂說話，但對聲音特別敏感。在學校找到同樣喜歡音樂的同學，這或許給了我部分的答案。把這些孩子融入，還是隔離於人群，不是學術論文和官方會議可以解決的，因為那當中是許多生命的真實相逢和相處。我多年在學校工作，怎會不知道其中的吃力和不容易處，多少學校在過程中嘗盡苦頭。政府近年大力投放資源，培訓老師，希望這些「特殊學生」融入正常校園生活，誰是真正的輸家，答案仍未揭盅。
(第11段) 不知道的還多着呢！就如在茫茫人海，我不知俯倚樓梯轉角的女孩和不停說粗話的德榮，今天已飄落到甚麼角落。近門口的座位和樓梯的轉角，我也不知尚躲着多少個他和她？我只知自己的教學生涯，在這些章節翻覆之間，寥寥數筆，刻鐫深刻。社會愈發展，科學愈昌明，我們認識了許多弱勢社群的概念和相隨的專有名詞：阿氏保加症、唐氏綜合症、驚恐症、憂鬱症、狂躁症、思覺失調……飄離正常愈遠，名目和稱謂也愈見駁雜繁複，難明白難掌握。社會發展，處處催逼着尋常百姓。智障學障和精神病患者，為甚麼會與日增多？急速時代步伐催人蒼老，也叫人精神和智力無法正常平靜。校園中，我深深知道，也永遠緊記：那些沉穩的身影和散亂驚怯的眼神，都游離脆弱，只要我們稍稍挪移一步，他們就會消失在樓梯的轉角。
(載於匯智出版社《美哉少年》一書)
■作者簡介
潘步釗，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著有散文集《今夜巴黎看不見日落》、《方寸之間》及《邯鄲記》；另有詩集《不老的叮嚀》。現職中學校長。
顧問教師：黃慧琦 - (現職中學教師，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深信文字的力量。)
鳴謝：匯智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