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央政改辦成員吳偉：結束一黨專政唯一機遇 六四槍聲響 政改一夕亡
【明報專訊】「歷史給中國走出一黨專政的機遇，只有這一次。」學者及前官員吳偉說的，是1980年代他深度參與的「政治體制改革」，當時在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支持下，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主導的那場政改雖力度有限，但現在回望，已可稱為內地政治民主化的高潮。可惜六四槍響，政治改革短命而終，此後更被當局束之高閣，不復重啟。吳偉指出，六四等於「鄧小平自己扼殺了他親手推動起來的改革開放」。
明報記者 陳奕勤
66歲的吳偉，1986年加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同時擔任趙紫陽高級幕僚鮑彤的秘書，是《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執筆人之一。六四之後，吳偉曾被調查，其後經商，並持續研究中國當代政治歷史，還當過敢言政論雜誌《炎黃春秋》的「末代」執行主編，該刊2016年遭當局強制改組並全面接管，原編輯部宣布停刊。
「一切弊端在一黨執政 最大特權是執政特權」
談及六四打斷政改進程，吳偉表示：「1989年之後，他們(中共高層)都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個高壓電，誰也碰不得，碰了就可能被電得外焦裏嫩。」他認為，1980年代後期的政改本是當代中國唯一一次走出一黨專政、實現社會轉型的歷史機遇，而「中國現時一切弊端都在於一黨執政」，「中國最大的特權是執政特權」。
回顧政治改革，吳偉先從1970年代末期講起。其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從中共領導到社會大眾都有所反思。1978年底北京出現「西單民主牆」，為不同政見的發表提供了空間，翌年當局召開「理論務虛會」，討論中共建政以來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吳偉指出，此時民間與官方的觀點相互啟發、影響、呼應，力求解放思想。幾乎同期，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被稱為「解凍時期」。
感集權礙經濟改革 鄧小平86年命趙紫陽研政改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五大弊端，包括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及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引起很大迴響。不過，同年波蘭發生「團結工會事件」，中共保守勢力藉機狙擊領導制度改革，改革主線轉入經濟領域。及至1986年，鄧小平意識到，經濟改革的阻礙在於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因此重提政治體制改革，並讓趙紫陽牽頭成立班子，研究政改方案，提請第二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審議，負責具體工作的中央政改辦應運而生。
長遠目標民主政治
「每屆一小步 三五屆就跨出去了」
吳偉表示，政改辦經研究認為，改革的長遠目標應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政治，但礙於現實情况，「不可能一口吃成個胖子，不可能明說不要共產黨領導……這(民主)是個方向，只要十三大能走出一小步，十四大再走出一小步，走那麼3屆、5屆黨代會，這個大步就跨出去了」。
民眾保守派齊施壓 趙兩頭受氣
最終，《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在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艱難過關，多項政改措施也寫入十三大報告。不過，正因黨內改革派不能明說政改方向，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並不了解趙紫陽在黨內「老人集團」、保守勢力圍剿中推進政改的困難局面，要求加快改革呼聲強烈。吳偉形容，1988年底至1989年初，趙紫陽猶如「風箱裏的老鼠，兩頭受氣」。吳偉稱，社會壓力既是趙紫陽推進政改的助力，也是他作為總書記必須維持社會穩定的一道難題，「社會和廟堂沒有呼應，最後學潮以不妥協的態度，從低點一直走到最高點，終遭鎮壓，趙紫陽下台，政治改革也由此被終結」，但他強調，這個結局是多種因素造成，不能因此責怪學生和知識分子太過激進。
鄧小平態度轉 扼殺政改
除了朝野缺乏互動及保守勢力狙擊外，吳偉指出，政改關鍵「死因」在於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態度的轉變。當時既力推改革開放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凌駕於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對改革具決定意義。鄧小平為政改確定目標和內容，也劃出底線，當他認為自己選定來主持改革的趙紫陽已走得太遠，以反腐和推進政改為旗幟的學潮及趙紫陽主張的民主和法治路線可能危及中共一黨專制體制時，就必然出手扼殺。
吳偉表示，中國想要真正實現社會轉型，當下看困難重重，不過「在中國現實的歷史條件下，否定改良是錯誤的……改良有一種是執政集團發現了繼續前進、發展的危機，主動改良，還有一種是在外部環境的壓力下，不得不做出應變式的改良」，內外結合，才有可能重啟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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