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師廣益﹕雨傘運動下的網絡政治與國際關係
【明報專訊】假如要問國際及本地媒體2014年其中一件大事，相信香港的「雨傘運動」必在考慮之列。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成為法新社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雨傘運動的hashtag#umbrellamovement亦與奧斯卡#Oscar及「我不能呼吸」#ICantBreathe並列，成為西方社交媒體3個廣為人傳的標示。
對於雨傘運動的分析及對香港社會的意義，相信不同學者及媒體均有觸及，筆者亦非香港政治的專家，在此不贅。然而，運動背後的國際政治因素，以及不同持份者在現實及網上世界的互動，倒值得我們深思。
虛擬公民社會「實在化」
針對運動的其中一個分析是互聯網及資訊科技的影響力，單是一首《日日去鳩嗚》已喚起不少人參與流動抗爭的心態；網上不同的文宣片段，如以航拍器記錄運動、惡搞政府回應運動的新聞發布等，令本地市民及國際社會容易跟進運動發展；智能電話普及和社交媒體技術的革新，大幅降低社會運動的動員成本，例如在台灣太陽花學運中使用的軟件FireChat被引入香港，參與者可維持內部有效通訊。
然而，更深層的影響卻是這些以往在虛擬世界發生的關係變得「實在」，成為新公民參與及現實政治的一部分。例如網上世界一直強調「特立獨行」，在現實社會成為了「無大台」、「沒有人可以代表我」等口號，認為個人意見及行動不應被中介團體「騎劫」。意見相近的參與者會自發組成一個個「意見圈」(circles)，而不同的意見圈組成「公民網絡」(civil network)，並以此作為社會運動的基礎。
這些公民網絡與傳統公民社會或社會運動理論不同之處，是他們強調行動的流動性、行動間互不從屬及欠缺中介團體參與——「佔鐘」後延伸的「佔旺」行動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即使「三子雙學」宣布運動現階段完結，社會上仍有不同的「流動社運」出現，這是以往政府及公民社會難以想像的事。這些「意見圈」沒有明確的領袖及實體，亦令政府要談判也不知從何談起，只能被動回應。
外國介入的迷思
由於這種新的社會運動模式在香港並沒有先例，因此不少反對運動的人認為背後有外國勢力介入，例如煞有介事地指出運動開支高達數億港元、人力物力非傳統泛民團體可以負擔、與美國國務院有關的組織資助與佔領運動發起人有關的學術研究機構，以及協助撰寫大學通識教科材等，均指向美國在背後參與這場運動；「外國勢力論」及「顏色革命論」亦成為反對運動者的共同話題，並因此衍生了有關英國國會代表團來港被拒以及《中英聯合聲明》的爭議。
無疑雨傘運動令香港在國際媒體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但不代表這些關注可轉化成國家政策的一部分。筆者曾和不同學者及外交人員討論相關議題，他們不約而同表明雨傘運動在民間社會的關注只是作為外交圈子的談資，並沒有改變及推動有關北京與這些國家關係的轉變。事實上，英國首相卡梅倫對香港議題的關注，遠遠不及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Richard Ottaway的高調；法國媒體在雨傘運動期間多次發表文章，但中法關係沒有因此出現明顯改變；歐洲議會早前舉行聽證會並邀請香港學者及公民社會代表作供，但歐盟至今仍沒有行動，其外交關注重點仍然是俄羅斯與烏克蘭問題。
運動模式顯「全球在地化」
正如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指出，雨傘運動的模式是受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及「本地化」(localization)影響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ed)社會運動。他所謂的「全球化」是指運動背後的理念及模式有着歐美新社會運動的影子，例如強調對空間的佔領、以民主及政制改革作為單一訴求，及由年輕一代及高學歷人士主導等，均可視為茉莉花革命等的「後遺」。但明顯地，各地運動有着其本地特色，例如台灣太陽花學運以「服貿」為主打，涉及廣義的陸台關係。而實際操作上更大相徑庭，雨傘運動並沒有發生太陽花學運的佔領立法院，而香港「流動」的概念亦影響了世界不同地方，例如在美國的示威便出現了「繞圈過馬路」場景。
事實上，在這個全球資訊共享的年代，社運組織學習其他國家的社運模式是正常不過的事，特別是香港這個善於學習外國文化及經驗的城市。因此，單以運動規模前所未見而否定香港人對政制改革的訴求難以服眾，而事實上對於傳統社運人士及政黨而言，香港亦早已不再一樣。
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 陳偉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