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日本明治維新150周年。
談到這一段歷史，中國人常常潛意識地比較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其中最大的困惑，莫過於同樣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入侵，為什麼中國的洋務運動失敗了，而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了？這樣的問題，似乎潛藏了一個預設，即中日兩國本是同文同種、一衣帶水的鄰國。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的成功經驗，也能如日本般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自清末至1980年代，多少中國知識分子抱着這一意識凝視着日本的成功經驗。然而，這樣的比較，在方法上是否恰當？
清末早期到達日本的中國人，目睹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見證島國淳樸守禮的民風，以為這是一個崇尚儒家的美好國度，其實卻是一個美麗的誤會。中國的文化，以儒學為核心價值，強調由心而發的道德規範，屬一元特徵。因此近代以來遭遇西方入侵，整個民族出現難以整合現代工具理性和民族文化認同的困境。
與中國不同，日本的政治結構是二元性的，即一方面以天皇—— 一種依靠忠義思想和嚴格的縱式等級規範來維繫的「終極關懷」作為民族認同，另一方面又選擇性地由外部世界移植某一個時代的普世價值(如幕府時期的儒家思想、明治時期傳入的西方科學理性思想和戰後傳入的民主思想)來鞏固這一文化認同。長期研究思想史的源了圓教授曾指出，日本的理性(日語：合理主義)以目的合理性為其主要特徵，意即行為的合理性是根據目的、手段及其結果來定位，而非某個絕對的價值理念。專攻日本思想史的中國學者韓東育也留意到，當17世紀中國儒學廣泛在德川日本傳播時，「孟子者流的觀念論和形而上學並未獲得充分展開，而荀子法家的思想傳統作為實用性的政治技法反而得到了發揚」，相比儒學中的核心價值 「仁」，日本人更重視「 忠」、 「人情」和實用性思想，並在明治維新後發揚光大。
所以，面對19世紀洋人東來，中日的歷史評價是迥然不同的。2004年，橫濱舉行盛大儀式紀念1854年美國黑船叩開日本國門150周年。在中國人眼中，這樣的紀念是不可思議的，其做法就猶如在香港紀念英國鴉片於1840年叩開中國國門。西方列強對亞洲的侵略，在中國人眼中是 「奇恥大辱」，在日本人眼裏反而變成「甜蜜回憶」。朝日記者野島剛曾寫到，日本人對於順應時代的變遷沒有牴觸感 ，身處舊世界就遵循舊世界的規矩，來到新世界便忠於新世界的法則，一碼歸一碼，猶如換乘列車。因此，連麥克阿瑟將軍也驚嘆戰後日本對美態度變化之快，難以相信8000萬日本人都在演戲。
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治維新的所謂「成功」，顯然不是中國學得來的，或者說，兩個社會根本沒有可比性，何以學之？
同樣的方法錯誤，亦出現在中國輿論近年的對日解讀。最近，大前研一的《低慾望社會》在中國出版，引起熱議。所謂低慾望社會，指的是正在日本出現的年輕人不願背負風險、喪失物慾和成功慾的社會現象。輿論紛紛借用這個日式概念來思考中國的問題。但這樣的拿來主義是否恰當？
問題之一，是中國輿論誤讀低慾望社會的本質，誤以為日本人已經喪失鬥志，在經濟上無力回天，但從日人自身角度來看，經歷了以標榜物慾為前提的1980年代高度增長期，日本已邁入後物質社會，其消費模式不再注重通過財富來炫耀個人價值，進入了通過消費來加強人與人之間連繫的共有模式。日本電視台最近統計發現，平成這30年間，不少日本家長都喜歡給孩子起一個象徵人與人之間友情紐帶的名字，就是一例。低慾望社會，或者是前幾年流行的「斷捨離」，實際上都是新一代日本人對過去物質主義掛帥的反抗。
問題之二，是低慾望社會這個概念，是否適合用來解釋中國社會的現象？一個例子可以說明一切。今年的雙11網購大節再次刷新紀錄，高達2000億元收入。這一現象，恰恰說明了中國目前仍處於高慾望社會，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發展階段。用日本這一後現代社會發展出來的概念來理解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社會，顯然有隔靴搔癢之嫌。
要認識日本，需要擺脫本國中心主義的思維。以日本人的視角來理解日本，方能看透日本。
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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