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有着古老農耕文明傳統的國度，人們對商人的印象多半是負面的，「無商不奸」、「為富不仁」之類的標籤隨處可見。不過，如果我們能夠回到一兩百年前的廣州老西關，訪一訪街頭的多家善堂，想一想這些善堂的主要投資者——粵商群體為保障它們的可持續運作所付出的腦力和心血，再看一看亂世裏的一介貧民多半只能在這裏求得一碗稀粥、一味草藥，乃至一口薄皮棺材的情形，你大概也會同意，歷史事實要遠比那些標籤複雜。作為個體，粵商必也有好有壞，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收留棄嬰、贈醫贈藥、施粥捐棺……種種努力給那個亂世增添了不可多得的亮色。仔細審視這段歷史，我們或許可以由小見大，重新發現與思考粵商群體的歷史貢獻。文/圖﹕廣州日報
昔日「棄嬰島」 佔地20畝奶媽300名
說起位於東山鬧市的百子路，在廣州幾乎無人不知，但若說起「百子」二字的由來，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實，這個地名恰與200年前附近一座育嬰堂有關。據《兩廣鹽法志》記載，乾隆7年，廣州鹽商沈宏甫等人徵得地方官同意，在大東門外買了20多畝地，蓋起了一座育嬰堂，專門收養被遺棄的嬰兒。這座育嬰堂有哺乳房230間，僱了300餘名專職奶娘。粗略算一下買地、蓋房、維護、支付奶媽和工作人員的薪水、棄嬰衣食等各項花銷，這的確是個「燒錢」的工程，而在育嬰堂的修建以及運作過程中，主政者不過是寫個批條，再幫着吆喝吆喝。掏出大把真金白銀，並且奔走忙碌的，還是商人。
不過，百子路附近的育嬰堂並不是廣州第一座撫養棄嬰的機構。事實上，它是由西關第七甫的育嬰堂遷建而來，後者才是棄嬰收養機構的「鼻祖」。按《兩廣鹽法志》的說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兩廣總督石琳、巡鹽御史沈愷曾等人發動多名鹽商捐錢捐物，在第七甫買下一座廢棄的園林，蓋起廣州第一座育嬰堂，設有哺乳房20多間。這座育嬰堂一用就是90多年，只是後來收養的棄嬰愈來愈多，地方愈來愈不夠用，才搬去了百子路的「新家」。
那麼，廣州為什麼早在300年前就開辦了棄嬰收養機構呢？這個呀，還得從康熙當年的「最高批示」說起。
話說康熙吸取明朝亡國的教訓，從維護社會穩定起見，不但向百姓承諾「永不加賦」，而且多次對地方官頒發上諭，要求他們實行「恤政」，興辦慈善機構，收養「鰥寡孤獨及殘疾無告之人」。天子命令一下，廣東的地方官聞風而動，然而，在「官商合辦」的模式之下，真正買單的還是粵商。
給粥給衣給牀位 送醫送藥送棺材
現在的「棄嬰島」，收留的多是令父母失去信心的殘疾嬰兒，300多年前的育嬰堂，收留的則多是女嬰。當時，由於「男尊女卑」的制度規範，民間溺女成風，有的人家接連生下女孩，就接連溺死，直到生了男孩為止。因此，育嬰堂開辦之後，就在城內各處張榜告示，收留棄嬰，尤其是被棄女嬰；如果有人將棄嬰送至堂內，育嬰堂還會依照路途遠近，向對方支付路費。育嬰堂最重要的僱員是奶媽，她們多是貧家少婦，並且一定要身體強壯，才能達到「入職」要求。一個專職奶媽，每月能掙一両銀子，此外還有定量米面發放，足可支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面對溺女成風的社會現實，育嬰堂的努力不過是杯水車薪，但粵商的慷慨和在管理細節處的用心，令人時隔數百年之後仍然欽佩不已。
如果說清代中期的育嬰堂還因天子命令的存在，而與官方有千絲萬縷之聯繫的話，晚清年間林立於西關一帶的善堂則帶上了更為鮮明的民間色彩。彼時的清政府江河日下，連對外賠款、對內平叛的錢都沒有着落，根本管不了慈善機構這樣的「閒篇兒」。本來已是亂世，老天爺偏偏還變着法，用水災、旱災、瘟疫、饑荒輪番欺負人。嗷嗷待哺的人、衣不蔽體的人、缺醫少藥的人以及倒斃路旁的人，幾乎隨處可見，構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悲慘世界」。
「九善堂」多半位於西關
官方救濟不力，這個「悲慘世界」僅有的庇護者就是由民間力量主導的善堂。根據學界的研究，當時的老廣州少說也有十幾家善堂，資金實力最雄厚的有9家，史稱「九善堂」。以建於十八甫南的廣州第一家善堂——愛育善堂為基點，隔壁是述善善堂；往東走幾里就到了位於當時靖海門外的廣濟醫院和廣仁善堂，再往東就是惠愛醫院了；往北走一點，則是位於十一甫的崇正善堂和位於第七甫的明善善堂；再往北多走幾步路，則是最有名的方便醫院。
這些善堂有一多半位於西關工商業發達之地，另有一小半雖在西關之外，卻也是由富有的商人主持打理。比如，成立於1871年的愛育善堂，是由在洋行打工起家、後成巨富的商人白倫生投資創辦的，崇正善堂則有知名企業家陳啟沅的投資，方便醫院也是由穗港紳商乃至華僑的捐款辦起來的。可以說，粵商群體與善堂的存在如影隨形，盛衰與共。
合辦救災公所聯手賑災
與育嬰堂、普濟院等「功能單一」的慈善機構不同，廣州各大善堂的「業務」幾乎都是「綜合性的」。施粥施衣，贈醫送藥是善堂最主要的工作。各善堂都僱有專職醫生，免費看病，365天不間斷，一般上午堂內坐診，下午上門治療。如果病人實在無家可歸，有條件的善堂也會收留他們住下，待痊癒之後再離開。
等到天一轉冷，各大善堂又會忙着設粥攤，送寒衣。粥攤多在善堂附近，根據1926年《廣州民國日報》的一份報道，善堂施捨的免費粥熬得很稠，還加了薑片禦寒，「足可果腹」。
話又說回來，亂世之中，能獲得救助者終歸是幸運的少數，凍斃、餓斃乃至病斃街頭者屢見不鮮，因此，各善堂都有一項特別的「救助業務」——買墓地，設義塚，替那些莫名倒斃街頭的人收屍，讓他們入土為安。
買鋪買田收長租 救急救窮有資本
賑災也是善堂最重要的活動之一。翻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老報紙，每有災荒報道，總會提及善堂。1898年，廣東鬧饑荒，米價飛漲，各善堂紛紛購米入穗，平價銷售，救助饑民；1903年，廣東火藥庫被燒，各善堂火速派醫生前往現場救治傷者；1908年夏，三江暴漲，水災嚴重，各善堂合辦救災公所，聯手賑災……在官方救助幾乎癱瘓的情況下，善堂的確是災民在淒風苦雨中的唯一指望了。
不管是現代的慈善機構，還是近代的善堂，若想做出規模，經費籌集和資產打理就一定是重中之重。廣州的各大善堂都是由經驗豐富的商人主持打理的。他們不管是在善款募集，還是在資產打理上，都費心費力，各顯其能，以求長遠發展。
不過，如果善堂運作全靠社會捐款，就會面臨收入不穩定的困局。因此，不管是創辦者的自有資金，還是募來的善款，善堂多會使用其中的大部分資金，或買地買鋪，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入典當行，收取相對較高的利息。這樣，租金和利息就可以支付善堂的各項開支，本金得以不動。用行內的話來說，前者叫做「以土養業」，後者稱為「發典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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