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十年浩劫中，中國外交卻屢建奇功，不僅恢復了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前後，各國掀起與中國建交熱潮。研究外交史的北京大國國際關係學院牛軍教授分析，軍權、外交權是毛澤東最重視的兩大權力，因此及早糾正了造反派的錯誤，讓外交工作得以正常開展。 中蘇論戰 奠文革理論基礎 牛軍指出，1963至1965年的中蘇論戰為文化大革命在國內奠定理論基礎，毛澤東親自主持發表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的文章，即「九評」，當中最後一篇標誌了毛澤東極端思想的形成，包括要清除修正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幹部要與工農一同勞動等，正是後來文革中的理論。 此後，1965年蘇聯增兵邊境，衝突不斷，至1968年蘇聯在「布拉格之春」後入侵捷克，給中國震動很大，中共認為蘇聯國家性質已經改變，變成「社會帝國主義」，是新的世界大戰策源地，自己安全受威脅，認為要建立反蘇聯盟，給中美、中日關係改善帶來機會。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有見及此，即向美國總統尼克遜匯報。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震驚世界，各國知道美國要轉軚，有60多個國家在1970年代前期先後與北京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更經由1971年的「兩阿(以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為首的23國)提案」恢復在聯合國席位。 文革早期，不少大使被召回國參加運動，使領館在當地宣傳毛澤東思想、造反奪權，在其他國家眼中是「煽動顛覆」，十分惹人反感。1967年武漢發生「7．20」事件，同年8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鼓動紅衛兵到外交部奪權，同年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毛澤東因「7．20」事件而處理王力、關鋒，也深感外交系統不可失控，否則可能招致戰爭，從而禁止造反派奪權。牛軍認為，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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